破解就業危機靠中國經濟發展轉型驅動

時下，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全球就業前景迅速惡化，失業潮、裁員潮一浪高過一浪，就業危機正成為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后，全球新一輪危機。對于中國而言，所遭遇的是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就業危機的破解不僅決定著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濟結構升級以及國家盈利模式的轉型能否成功，也決定著中國強國崛起的新的競爭優勢。一、就業危機：全球新一輪危機凸現10月全球金融與經濟寒潮襲來，全球失業總數劇增2000萬，全球失業總人口將從1.9億增加到2.1億，這次失業潮不僅是華爾街危機，而且是全球性危機。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份非農失業達53萬，創下1974年以來單月失業人數的新記錄，在美國，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后，2009年第一季度凈就業前景為10，第四季度時為9，但仍低于2008年第一季度時的17；歐洲就業市場惡化的速度比美國更快。英國2009年第一季度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后的凈就業前景降至-2的15年低點，法國2009年第一季度的凈就業前景降至-2，這是20多年來該數據首次出現負值。亞太地區的降幅最為顯著。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凈就業前景均降至紀錄低點，這表明全球就業危機正在來臨。來自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最新報告顯示，10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的從業人員指數出現明顯下降，為最近三年所少見。10月從業人員指數為47(50為臨界點)，比上月回落3.3個百分點，創下最近三年的最低點。上述報告給出結論，目前制造業需求下降、生產減速，已經對就業產生了較大影響。人保部的最新統計數據也表明，10月份，我國城鎮新增就業的增速降至8，是近年來增速首次降低。加上未進入失業統計的農民工、2008年的559萬以及2009年的610萬大學畢業生。我國原本脆弱的就業平衡局面將被打破，是近30年來最嚴峻的局勢。二、經濟增長與就業失衡是長期性的全球問題經濟增長與就業不一致是長期的全球性問題。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就業效應不斷下降，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帶動就業增長。上個10年，經濟的增長主要反映為生產力增長，而非就業增長。世界生產力增長26，全球就業增長的數量僅有16.6。從2000年到2006年，全球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6.26，而失業人口卻從2000年的1.77億增加到2006年的1.95億，約增加10。可見，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并沒有大幅度的降低全球失業率，失業人數一直呈上升態勢。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也呈下降趨勢。近年來，由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技術進步帶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有所減弱，再加上中國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經濟增長對資本、技術的彈性更高,而對勞動力的彈性更小。以近幾年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長率均在10左右,而就業人口年增長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個就業。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并沒有對就業產生多大拉動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增長產生了擠出作用,體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失業率為什么會成為西方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指標？為何他們的政策總是圍繞降低失業率這一目標展開？究其原因是西方國家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發展，相對來講這是有質量的增長。比較而言，我國的高增長的GDP當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資本貢獻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業的增長？如果GDP增長的發展紅利有可能不被大眾所擁有，那么這種增長就是一種無效的增長。三、中國就業正遭遇經濟周期和結構轉型的雙重沖擊事實上，眼下中國就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經濟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的雙重挑戰，也就是說，周期性衰退要求中國經濟“保增長”，而結構性困境需要中國經濟“促轉型”。當前的就業危機表明，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就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相關人力資源開發政策，教育培訓政策，就業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是反就業危機的根本所在。(一)產業結構與就業危機根據克拉克和庫茲涅茨關于產業結構演變的理論,不同的產業由于其技術構成和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存在差異,致使各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不同,因而,必然影響和決定著勞動就業。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就業結構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多國經驗表明，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世界其他國家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偏差都是不斷變小的，說明了這兩個產業吸納的勞動力的比例正逐步與產業創造的產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關系有著不同于其他國家經驗的兩個重要方面：第一、與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三個產業結構偏差大于其他國家，并且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偏差越大。中國的結構偏差大并且趨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勞動就業的困難所在：從靜態的角度看，勞動力在三個產業上的配置問題，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吸納過多的勞動力，而二三產業卻吸納勞動力不足；從勞動力配置的動態調整看，中國存在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過慢的現象。根據有關統計數據，中國目前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也相對不足。比如2007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如印度的50占比，更與發達國家美國80的占比差距甚遠。(二)勞動力結構與就業危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即最初經濟增長主要靠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供給，直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為短缺時的“劉易斯拐點”出現，進入現代經濟增長方式。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已出現結構性失業的趨勢，應該說，即使沒有這次危機，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帶來的結構性失業也將是未來中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我國就業市場的供過于求的總量矛盾正讓位于產業升級，低端勞動力過剩而產生的結構性矛盾。如果把勞動力市場分為高級專業勞動力市場、熟練技術勞動力市場和初級勞動力市場三類，那么前兩類勞動力市場在我國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第三類即普通勞動力則呈現供過于求的局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內在壓力促使產業升級轉型，逐步減少對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基礎設施建設的依賴，這必然會導致傳統經濟模式的就業空間萎縮，并貫徹于經濟轉型的長期過程。事實上，在珠三角、長三角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大批實力相對較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或者上百家企業成批地被轉移出東莞、深圳等地，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大量農民工失去了原來的就業機會，成為首先被擠出產業升級進程的對象。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預測：“十一五”期間，雖然鄉鎮企業和進城務工轉移了2億人，但由于土地容納的農業勞動力有限，按1.7億計算，則農村富余勞動力還將有1.2億以上，如果這樣龐大的就業大軍不能很好的被吸納，將會延緩產業升級轉移的步伐。(三)教育結構與就業危機我們的教育結構存在與市場脫節的問題，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偏重高學歷教育，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源。我國的最大的問題在于人才生產市場(教育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計劃經濟傳統。此外，從學校來講，專業設置，招生規模都要聽從教育行政部門的計劃安排。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用人單位的需求模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與大學生相對應的“技術型人才”、“高端人才”卻因產業“檔次”不高而需求不足，技術開發、創新產業、服務業等高端產業并沒有以大學擴招的速度發展，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需要高技能和復合型技能人才也不能得到滿足，而低學歷、低技能的勞動力大量過剩，產業發展和人才供應之間出現了供求錯位。四、就業危機倒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變革未來應該選擇就業優先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避免政策實施的逆就業傾向出現，應該更多指向吸納就業或激勵創業的經濟領域，將“雙保——保增長、保就業”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線條，以實現促進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通過經濟增長帶動更多的就業，真正實現從“藏富于民”到“創富于民”的轉變。而這也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經濟結構調整與創造就業創業相協調作為未來要考慮的戰略性議題。因此，在總體布局上，必須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把人力資源建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惡性循環”。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和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把城鄉二元經濟轉換的過程變成統籌城鄉就業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把就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予以考慮。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經濟重心將實現從制造業到服務業，從一般制造業到高科技先進制造業的轉換，整個社會對從事單純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者的需求量相對減少，而對人力資本、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