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并：發展企業自身特色的創新優勢 揚長避短 長足發展

    河北人，中共黨員，1982年畢業于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任《寧夏日報》、《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經濟日報》評論部主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經濟日報社副總編輯，《經濟日報》總編輯。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為中國企業聯合會執行副會長、中國企業家協會執行副會長、中國經濟報刊協會會長、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兼職教授。

    著有《不落的琴聲》、《塞上明珠》、《新葉集》、《經濟隨筆》、《馮并通訊集》、《馮并雜文選》、《馮并評論選》和《中國文藝副刊史》、《即銘隨筆》、《改版》，涉及文學、新聞和經濟等領域。

    馮并：中國歷史上只有“士農工商”中的商人。近代和現代企業家出現，可以從維新時期算起。如著名的清末狀元張騫，可以算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涌現出第二代企業家。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經歷了戲劇性變化，從消失到否定走向了肯定與發展。前30年我們搞計劃經濟，只有階級的劃分與行業的分工，沒有職業的高度分化。所以那個時候“企業家”在中國是一個敏感的概念甚至是一個多余與貶意的概念。在高度的計劃經濟僵化體制下，政府完全取代了企業，當時承擔機械制造的工業部就有七、八個部，每個部門全都由國家直接掌握，企業只是具體的車間，企業家是車間主任，他們受命去管理一條或幾條生產線，原料國家供應、土地由國家配置，設備也由上級部門提供，產品出來就完事大吉，定價和市場用不著你管，所以在計劃經濟年代，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更何談“企業家”。
    隨著改革開放，我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企業開始自主經營，真正意義上的企業開始出現，“企業家”隊伍和職業應運而生了。盡管一開始它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內涵，盡管那時的企業家同我們現在的企業家從思維水平到總體水平相差很遠，但作為一個新的重要的社會精英群體，企業家隊伍再次出現是劃時代的事情。

    馮并：企業家來源于幾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改革，原來的廠長經理從計劃經濟營壘中沖殺出來，在改革洗禮中，企業逐漸變成獨立的、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和市場競爭主體，國有企業的計劃管理者也同時向企業家這個方向不斷進化。
    二是白手起家的民營企業家。他們來源于基層，包括過去的管理者、技術員甚至農民，他們通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抓住了機會，挖到了第一桶金。比如當年秀水街的很多攤主，背一個大包到南方去采購衣服，然后到北京擺地攤賺差價，練攤當然不等于做企業，但通過練攤他們開始知道了市場經濟，在搞活市場的同時也鍛煉了自己。這樣一些城鄉經營者造就了最初的民營企業家。

    三是科技戰線的知識分子，改革大潮來臨，一些不安于現狀的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紛紛下海，沖破舊的體制，開始創業的艱難歷程。現在又出現了海歸，也是這樣一種路子。

    馮并：在市場經濟中社會角色是高度分化的，比如公務員和社會中介機構，都有相應的社會職責和分工。企業家的社會角色是為國家和社會創造財富，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細胞，是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推動經濟發展的重任必然會落到企業家及其所帶領的職工團隊身上。我們以前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企業家其實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是職業經理人，有的也是投資者。所謂雇主，是指企業法人及其代表，并不完全等同于企業家。因此，說他們是一個階層也好，是職業人群也好，與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受雇者，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們在社會上應該受到尊重，他們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的價值是有目共睹的。企業家作為不可缺少的社會角色都在為社會貢獻自身的力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主要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中的市場化趨向，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的國家是不可能這樣迅速發展起來的。也可以說，沒有這么一批后浪推前浪中形成的企業家隊伍，也沒有今天這樣令人矚目的發展。30年來，不管企業的發展步伐怎樣走，經過了多少曲折，成果是主要的。至少是企業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人才輩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我們的經濟翻了一番又翻了一番，經濟增長率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發展靠什么？靠的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一批企業家，他們是社會財富的重要的創造者。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企業家是企業的核心。現在連文化產業文化企業都開始有企業家，而不是傳統的文化人。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比如韓三平，再不能僅僅把他當作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制片人和導演，因為他涉及到對電影業的經營概念，他會經營，所以他在他處在的領域里是很厲害的。

    企業家隊伍逐漸壯大形成，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信號，企業家就是信號燈，或者說是企業的核心。我們應該重視企業家的這種歷史地位，為企業家發展創造更好、更適合的環境，當然也不是說，企業家優于常人，應該具有特權。企業家有優秀的，其中也有失敗的，但是作為群體來說，中國的企業家是成功的，他們越來越優秀，越來越具有國際競爭力。

    馮并：誰也不是常勝將軍，誰也無法保證企業家只有成功不能失敗，但是如果失敗或失誤了，能給更多的人提供一些經驗教訓，那也是一種財富。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里，當時只要抓住一個機會，有膽魄，跑市場，就能賺取財富。但是現在經濟結構復雜了，參與競爭的領域擴大了，正在逐步與國際市場接軌，經濟環境也充滿了風險。越是高級的市場經濟風險越大，因為這里的變數太復雜了。人們曾經看到，當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國有一批企業倒下去了，但是大多數扛住了，得以保存和發展，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是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比較及時，其次，是我們企業家，能經受得起這個挑戰了。這次金融危機也不例外，最終是會鍛煉出一批國際化的企業家的。

    首先，面對金融危機，我相信每位企業家都有著很大的壓力，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很多行業都要在金融危機中接受考驗，企業家更不例外。比如說，我們前十年步入外向型經濟發展,業績是相當不錯，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來料加工、商品出口，形勢一片大好，好像什么東西造出來都不愁賣。但是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外需減少，很多國外人連房貸都還不起了，在生活需求上就要拮據一點兒，外需調整我們制造業就不可能再走老路。

    物質產品包括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比如食品是必需品，是為了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汽車是便利品，可以提高效率。但假如一輛汽車賣500萬，方向盤都是用鉆石鑲出來的，那絕對又成為奢侈品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做什么，如何做，需要重新布局。比如生活必需品，不管生活多拮據，經濟多蕭條，人都要穿衣吃飯。有些貿易永遠不會減少。

    時代在進步，對環境，對各方面都會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經濟本身。經濟規律決定了經濟是要不斷地調整。一切事物既是波動的，在危機之中，企業和企業家不調整自己的行為，就可能堅持不下去。企業家可以認識這些規律，早調整，早脫困，早成功。現在不少企業遭遇沖擊，出現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等問題，這是必然的。但挑戰的同時也是機遇，需要不斷地尋找一種創新的方法，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就會走出一個新的天地。因為哪怕下了一百天的雨，總有晴的時候，而且下雨的過程當中可能也有下雨所帶來的一些優勢。因此這時候企業需要進行自身調整，特別是在國家產業調整中不斷地調整自己，就顯得尤為重要。

    其次，面對危機我們還要充滿信心。就像當年紅軍長征，即使要過雪山、過草地、有追兵，終究會勝利。一些企業在危機中調整了，你也不能單純的說他垮掉了，也許他改變方向了，比如調整了新的產業，新的創業機會。

    一般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不管它周期有多長，能與之相比的只有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大蕭條是一場災難，但大蕭條也給你提供了一個機會，就是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就會發生成長的危機，這是經濟矛盾運動造成的結果。調整意味著創新，在創新的同時經濟也就隨之發展。這是一個規律，需要我們充滿信心。

    馮并：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已經改變了人們對經濟發展模式的認識，包括對消費理念的認識、對相應生產方式的認識等，人們的生活將走向簡約、健康和身心物質并重的時代，這將是新型消費和新型經濟出現的時代，所以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是一種破壞性和推動力。

    首先，人們的消費的品位可能發生變化。以前可能人們追求大房子，但過上一段時間，他可能會喜歡一個簡單的小戶型。這一次金融危機深刻的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比如美國人也懂得儲蓄了，不能掙一個花倆，他們的儲蓄率目前也在增加，這其實是個好事。

    其次，在有些消費將會更簡單、更實際了。也許有車的人要考慮考慮，如果地鐵對于他來說很便利，為什么不去乘坐地鐵呢？這和我們的生產模式、營銷模式的轉變一樣，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所以機會永遠是有的。

    馮并：“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在發展當中不計代價，包括資源代價、環境代價，就需要引起注意。科學發展是中央提出來的一個先進理念，這個理念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資源是有限的，環境和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科學發展不僅在中國有用，在全世界也有大用，我們應該更加重視環保問題。

    關于企業和環境的協調，我認為具體的做法首先是重視節能減排，如何節電，如何降低排放物，這是我們發展低碳經濟必須要做的事情。低碳經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少用化石能源，多利用新能源發電，效率提高同時節省了能源。這是第一個層次。有的人也許會認為，我們現在新能源的消耗加起來也不過是占了我們能源消耗的5%，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夠用新能源替代石油、替代煤炭？中科院曾經有一個對新能源使用的前景預測，預測我國在2010年的時候，新能源的消耗所占比可能會上升到10%；到2020年的時候占到15%。所以，如果我們的新能源能夠合理充分利用，能夠利用包括核能、生物質能、太陽能、風能等等，這個結構就會發生更大的變化了。第二個層次則是制造業、物流業要節能環保。第三個層次也是更廣泛的一個基礎層次，則是提出全面低碳經濟，重塑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

    馮并：企業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是非常必要的。企業也可叫做企業公民，企業作為一個法人，他也是公民，既然是公民，就要承擔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過去在計劃經濟，企業主要是提供物質產品，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企業跟消費者、社會之間發生了不同以往的關系，利益更為相關。產品質量和企業行為都會影響到消費者，因此就出現了企業應該肩負社會責任的問題。在九十年代，聯合國發布了一個宣言，要求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都要有自己的“社會責任報告”，規定了包括賦稅、勞動關系、誠信、環保等方面的要求，企業有義務向社會報告它在社會中承擔了什么責任。也許有的人可能不理解，企業不就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嗎？需要承擔那么多責任嗎？但是，社會允許企業在市場中生存發展，企業也應當盡到發展中的各種社會責任。嚴格地說，責、權、利從來是統一的。“上帝”——消費者給你機會，你就不僅要用各種方式回饋“上帝”，保護與你相關的“上帝”的利益。

    有的企業在社會的一些義務方面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本身也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企業。企業的義務不是一種負擔，是一種社會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可以討價還價的，就像我們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上，既有權利，又有義務，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你喝著酒開著車，這就不行，因為你可能會傷害自己，也傷害到別人。企業的社會義務、權利、責任都是統一的。

    馮并：關于品牌，最原始的概念是和商標的直接聯系。一方面，企業有自身品牌，代表自己產品；另一方面，這個牌子好壞，值得不值得信賴，決定了他的市場占有，消費者選擇某個品牌，它也會給消費者一個回報，包括售前、售后等服務。這一切都是品牌的構成因素。

    知名品牌的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競爭大浪淘沙后的產物，現在產品極大豐富，著名品牌可以在眾多的產品中嶄露頭角，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這是因為他的品牌的功能是強大的，有助于消費者在市場當中識別，因為大多數消費者并不是消費專家，他們認為一種產品如果大家都說好的時候，那就是好。

    我記得日本的一個首相曾經說過：松下是我的左臉，豐田是我的右臉。所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優秀的品牌，是值得每一個人驕傲和自豪的。在現階段，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品牌大國、品牌強國，我們目前真正優秀的在世界上叫得響的品牌并不是很多，所以在全球競爭中仍處于不十分有利的地位，需要我們長久的規劃和努力。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企業家這個群體已經成型，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金融危機的來襲，給生存、成長、壯大尤為不易的中國企業帶來了一次經濟上的考驗。面對危機，如何進行自身結構調整、發展創新優勢，成為現階段中國企業家的戰略重點。

    馮會長誠懇的對我們說，實際上，中國優秀企業并不是很多，優秀企業家更缺少，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優秀企業不斷地涌現，也不斷地被消化。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很短，不能要求現在的企業就能具有足夠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與國際知名企業相抗衡，但是盡管寒潮逼人，相信危機只是前進中的插曲，大浪淘沙，始得真金，在金融危機的大潮中，勇立潮頭者、積極應對者、搶得先機者、持續創新者，最終會勝出，中國企業家經過了危機的洗禮，定能走出寒冬，擁抱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