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區別化的政策應對2009年千萬人就業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引起了社會各界關注。其中重點提及，2009年中國的就業壓力將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從筆者接觸到的有關信息看，該報告至少從兩個方面提示了此前社會輿論關注不多的潛在失業問題特點：其一是滯后性。雖然2008年中國城鎮就業未受明顯沖擊，但2009年就業工作面臨的困難不容低估。從今年情況看，用人單位共在勞動市場招收474萬人，同期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者共490萬人，每個新求職者其實只有0.97個崗位，缺口已然暴露，只是尚未擴大到引起社會陣痛的地步。有必要提及的是，當前中國受外部金融危機沖擊的路徑正日益清晰——從沿海到內地，從外向型企業到內需部門，從中小企業到大型國企……這一傳導過程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將可能耗時數月乃至經年。時滯使得目前主要的就業部門，如房地產、制造業、餐飲服務業等反應稍顯麻痹，可能過度高估其吸收新增勞動人口和容納存量勞動人口能力的可能。其二是結構性。社會審視新增就業的難度，在傳統上主要考察大學生初次就業率。據預測，明年新增大學畢業生將在今年599萬人的基礎上，新增50萬人左右，將無疑問地對初次就業率的穩定構成壓力。但與此同時，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已經表現為全方位、多領域，只是各部門、各地區的受沖擊程度存在差異。但就東南沿海情況看，目前已形成農民工返鄉回流的狀況。來自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消息表明，現在已有400萬農民工提前返回家鄉。經驗表明，這部分經歷過“城市化”洗禮的勞動力，對自身的職業生涯、生活方式已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由于內外部的種種原因，他們已經無法完全撤回原來的生活軌道�，F時，這部分被大中城市“擠出”的勞動力正處于中小城鎮和農村腹地的夾縫之中，處于令人憂慮的“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兩難狀態。上述兩點特征或許說明了一個嚴酷事實，即中國下階段面臨的就業問題可能遠較預計更復雜——滯后性令政策施力的力道和時點更難把握，結構型特征則可能因數重因素疊加而導致頭緒紛繁。如此來看，未來就業問題實不易以簡捷明快的政策手段，特別是以大規模投資乃至大建基礎設施等方式“畢其功于一役”。此處所謂“疊加”的失業結構并非故意危言聳聽。有數據顯示，在“十一五”的余下兩年，國內勞動供給總量不斷放大的趨勢還將繼續保持。全國將每年凈增新勞動力800萬至1000萬人，加上農村需要轉移的富余勞動力、城市下崗并需要再就業的人員，每年新畢業學生等，需要就業的人數將維持在2000萬人以上，且這種勞動力凈增長的趨勢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這些形形色色的勞動力，需要崗位各異、自身稟賦不同、職業預期分歧，對生活條件、福利水平的要求更可能千差萬別。就業難題難就難在涉及利益主體眾多，牽一發動全身。因此，主政者宜分外小心、謹慎對待。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的宏觀維穩三大訴求看，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的思路清晰。但如能補充進有關就業的內容則可能更為完美。作為一個可資參考的案例，上周香港特區政府也公布了系列振興經濟的措施，核心訴求就是“穩金融、撐企業、保就業”。當然，香港特區自有其特殊的區域內特點，如城市人口比重大、金融服務業比重大、社會現代化水平高等。因此，其中較少涉及大陸所關切的結構調整與內需提振內容。而且，香港也好，澳門也好，乃至臺灣也罷，皆有大陸的資源在必要時予以接濟，實際面臨的壓力其實有限。但對于對上述地區負有責任的中國大陸而言，在關注增長問題之外，尤應對失業問題戒慎恐懼。當前，或許可考慮盡早在各區域、各領域發出必要警示，以提高對可能根本性阻礙內需增長、放大結構調整難度的就業問題的系統關注。筆者以為，從潛在失業問題的時滯性角度看，盡快訴諸行動，切實在熱點區域加速增厚涉及失業保險、免費轉崗培訓等的社會安全網等，特別具有“未雨綢繆”意義；而從結構性角度看，特別有必要針對不同失業人群，施以足夠差別化的就業輔導和支援措施，如此，應較目前過于“普適”的提供公益崗位、農民工本地就業等措施更為具有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