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非正規性減少到最低程度

　全球和地區情況

　　在韓國釜山召開的第十四次亞洲地區會議決定承諾"亞洲體面勞動十年"--直到2015年。在此期間作出一致、可持續的努力以在所有亞洲國家實現體面勞動。國家行動的優先重點是在非正規經濟中，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創造體面勞動機會。

　　在2002年國際勞工大會上，國際勞工組織三方成員就非正規經濟開展了一次一般性討論。在那次會議上通過有關體面勞動和非正規經濟的決議和結論提供了新的行動框架。新的框架重點概述如下：

　　在快速演變的勞動力市場和生產戰略的背景下，提出了"非正規經濟"而不是非正規部門這一術語，用以描述"所有那些在法律或實踐中沒有被正規安排所包含或沒有充分包含的經濟活動"。擴展這一觀念考慮到勞動世界新的現實以及在經濟中不同部門工人和經濟單位的多樣性，尤其是城鄉弱勢和不穩定的工人和經濟單位，它們體面勞動嚴重缺失，往往貧困，生產率低。

　　非正規經濟包括微型和小型經濟單位，工薪工人和自謀職業者，包括幫工的家庭成員。根據可獲得的機會，個人和家庭可以頻繁地從一個類別轉入另一個類別。

　　非正規經濟包括那些從事新的靈活就業人員的一部分，他們處于核心企業的邊緣，或在生產鏈的最低級一端。

　　促進體面勞動，需要有跨越一系列政策領域的全面的、一體化的戰略：

　　--保留非正規經濟創造工作崗位和創造收入的潛力，消除非正規的消極方面。

　　--促進在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人和經濟單位的社會保護并使其納入主流經濟。

　　在反映國家和地方情況的多樣性以及非正規的具體的根本原因后，所建議的辦法是全面性的，包括體面勞動的所有戰略目標：工作中的權利、體面就業、社會保護和社會對話，該框架承認正規和非正規企業和工人共存。從嚴重缺乏體面勞動、無保護和無規則的就業的一端，不斷向條件體面、有保護的正規工作的一端發展。政策行動必須促進這種積極性的聯系，確保體面勞動漸進式地實現。

　　決議呼吁政府開發和實施廣泛的政策和項目，呼吁社會伙伴倡導和擴展非正規經濟中工人的代表性，呼吁勞工組織采取一系列行動以更好地解決非正規經濟中工人和經濟部門的需求。

　　2007年3月，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經濟和社會政策委員會回顧了自2002年以來框架運行取得的進展。討論表明，許多國家正在探索新的政策、創新的解決方法和可行的對策，以在相當大的一部分工作人口中促進體面勞動。有許多協議認為非正規主要是機會有限的反映而不是主觀的選擇，是經濟績效、企業和人類發展的一種次優解決方法。

　　在這一背景下，本文題為"將非正規性減少到最低程度"，為亞洲就業論壇準備，重點關注：

　　亞太地區非正規性的趨勢和形式。

　　為減少非正規經濟中體面勞動缺失所選擇的挑戰和應對政策，亞太地區在減少非正規性方面的經驗教訓。

　　亞太地區最新趨勢

　　亞太地區的非正規經濟的發展和特征與經濟發展的模式、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導向以及創造就業和減少貧困的挑戰有密切聯系。

　　亞太地區，有人口40億，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10其GDP增長率是世界平均數的2倍，生產率幾乎是世界其它地區的3倍。正如其它背景報告討論的，盡管有快速有力的經濟增長，就業方面的收益并沒有緊跟其步伐。

　　自2000年以來，本地區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3％，失業率并沒有降低，事實上比10年前有所提高。在過去的10年，本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超過40％，然而，制造業工資增長很少，在一些經歷了制造業高勞動生產率國家甚至有所下降。許多工人的收入反而隨著增加的勞動效率和經濟增長而惡化。

　　由于正規部門就業機會有限，女性和男性不得不在非正規經濟活動中找生計以增加家庭收入。

　　非正規經濟的特征是低生產率和低收入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得不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提供很少或干脆沒有社會保護，典型的特征是缺乏工作場所權利，沒有代表性和發言權。

　　由于定義問題和缺乏可靠的數據，很難精確確定亞洲非正規經濟的規模。然而，使用自謀職業工人和幫工的家庭成員作為非正規就業的代理指標來看，超過60％的本地區的工人在非正規經濟部門工作。據最近估算，在亞洲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占非農就業的65％(北部非洲45％，拉美51％，沙哈拉南部非洲72％)。

　　事實上，可能這些數據低估了非正規經濟的規模，因為它們并不包括非正規的工薪工人或那些在非正規企業中工作、在家庭、甚至在正規企業中工作但無保護以及無固定雇主的工人。包括臨時日工、家政工人、產業外包工人(尤其是家庭式雇傭工人)，沒有申報的工人，沒有合同、就業福利或社會保障的臨時工。

　　女性、年輕人和老年人在非正規經濟中沒有得到合適的代表性。非正規經濟也變成許多土著和部落群體、艾滋病感染者、殘疾人者最后一根稻草。他們在正規部門沒有適當的機會就業，并在進入正規勞動力市場方面面臨歧視。

　　以家庭為基礎的工人和街頭小販是非正規勞動力中最大的群體，他們一共占發展中國家非農業勞動力的10-25％。

　　盡管正規部門和非正規經濟之間收入差別已得到廣泛認可，在非正規經濟中本身也有差距，某些國家中可獲得的證據表明，非正規經濟中有相當大的收入差距，非正規雇主平均收入最高，其次是其雇員和正規企業中的非正規工人，然后是自謀職業者、工薪工人、產業外包工人。例如，在印度，非正規雇主平均收入是最低工資的4到5倍，而自謀職業者收入平均為最低工資的1．5倍。在菲律賓，在2個大城市調查的微型企業顯示雇主收入是其雇員平均收入的2到4倍。

　　非正規經濟還有一個特征是嚴重的性別隔離,自謀職業由男性占主導地位，而家庭工人由女性主導。例如，在印尼，74％的自謀職業者為男性，26％為女性，而29％的家庭工人為男性,7l％為女性。

　　近距離觀察亞洲非正規性的動態

　　有多種因素成為非正規的基礎。首先最重要的是貧困、謀生機會和工作窮人的工作問題。盡管不是每一個從事非正規經濟的人是窮人，正如國際勞工組織關于《擺脫貧困》的報告中提到，在非正規和貧困中經常有重疊現象。盡管在亞洲有些國家，如中國和越南在減貧方面成績斐然，貧困問題在亞洲還是很嚴重。在2006年，亞洲的工作窮人比例，如按人均每天1美元的全球貧困線衡量，東南亞和太平洋為13．6％，東亞為9．5％，南亞為32．1％。如貧困線按每人每天2美元計算，這一比例要升高到東南亞和太平洋為51％，東亞為37．6％，南亞為77．4％。超過80％的柬埔寨和老撾的工人，70％的印尼工人，66％的菲律賓工人收入不足以使其自身和家庭擺脫貧困。

　　另一個因素是產業部門不能把勞動力吸收到更有生產力的工作崗位。低質量的工作在服務部門更廣泛。這一趨勢在亞洲次區域以不同模式明顯表現出來。例如，中國和馬來西亞工業產出增長，但在服務業中的就業增長更快。一些其它亞洲國家，包括菲律賓，經歷了同樣的模式，就業從農業跳躍到服務部門，因為工業中的就業依然受局限。盡管服務部門就業涉及工作條件和工資的整個范圍，--從小型貿易到復雜的金融服務，但有證據表明該部門總體的價值增加貢獻很低，尤其在東南亞和太平洋。這表明在這些次區域創造的大部分工作特征是收入低、工作質量差、生產力低，與非正規經濟相關。

　　第三個因素與經濟中的正規部分日益增加的靈活性相關。以前，正規的就業合同提供工人的工作崗位穩定、收入穩定和社會保障，還避免了工人對工具、材料和建筑物投資的有關風險，因為這些通常由雇主承擔。隨著日益競爭的市場，公司求助于靈活就業安排，諸如分包，臨時就業、臨時或季節工作。盡管拿不到官方統計數據來支持這些做法，但一些數據反映使用外包和分包日益增加。印度的正規部門制造企業顯示增加使用勞務派遣，從1984年7％的使用的總人天數到1998年21％。在菲律賓，全部就業中非正規工人的比例從1991年的20％到1997年的28％，這種工作安排典型地缺乏保障和適當的社會保護，意味著工作中的"非正規化"在增加。

　　類似地，隨著貿易和金融阻礙的減少，加上運輸和通信成本降低，使商業更易分散生產過程，將其分包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工業就業占全球總就業的份額在過去10年保持不變，在工業化國家的份額下降了，而在幾個發展中國家的份額上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年到2006年，全球工業就業80％的增長發生在亞太地區。本地區迅速成為全球生產體系中的裝配線。非正規經濟中微型企業或以家庭為基礎的女性生產者典型地位于全球生產體系以及新商務戰略的最低端。

　　經濟重組的過程，包括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在某些國家有助于非正規經濟的增長。例如，在中國和蒙古，國有企業的重組帶來了城市中非正規經濟增長，另一個因素是迅速的農村---城市人口流動。

　　最后，正如2002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結論所強調，非正規性也是一個治理問題。非正規經濟的增長往往追溯到不合適的、無效的、誤導的或實行不到位的宏觀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沒有通過三方磋商而制訂，缺乏有利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缺乏適當和有效的政策和法律實施的良政。三種類型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特別重要：勞動立法、商業條例和保證產權、資產和金融資本的法律框架。

　　因此，確認有助于國家和地方的正規/正規性的具體因素并理解其多樣性很有必要，盡管復雜的第一步在于開發適當的應對政策。正如下一節討論的，最佳做法表明需要開發一套全面的政策舉措和尤其是促進協調一致，強化各種行動的積極協同作用。

　　減少非正規性：政策問題

　　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最近回顧了國際經驗，廣泛承認減少非正規性需要一系列完整的政策舉措，它包括體面勞動議程的各個戰略目標。下圖是主要政策領域和其相互聯系的簡單展示。

　　專欄1非正規經濟的體面勞動戰略

　　適合當地條件的一體化的政策：

　　增長戰略和創造高質量就業
　　監管環境、包括國際勞工標準和核心權利
　　企業家精神、技能、金融、管理、進入市場的機會
　　擴大社會保護覆蓋面
　　組織、工人代表和社會對話
　　本地(城鄉)發展戰略
　　增長和創造高質量就業的政策

　　非正規經濟問題的根源是經濟不能創造充足數量的體面崗位以吸納增長的勞動力。因此，緩解非正規的漫延需要使就業成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關注中心。這涉及促進有利于就業的宏觀經濟框架和政策。(1)鼓勵將工薪窮人納入經濟過程中，如：通過勞動力吸收戰略。(2)改善其使用資產的貿易條件，這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轉變機制，借此經濟發展和增長可以減少貧困。

　　在許多發展國家，關鍵挑戰之一是治理不善導致的不利于創造就業崗位和小企業發展的環境。宏觀經濟，貿易和投資政策往往并不以就業為重點，這又反過來導致對資本投資超過勞動力的偏見。法律和制度環境進一步造成資源不合理配置，這導致對更大的企業有利，如，在進口許可證和進口原材料以及外匯分配方面。企業注冊和正規要求往往涉及高度的繁瑣程序，因此鼓勵企業保持其非正規狀態�；�礎設施較差限制了市場和技術開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針對小型和微型企業的項目僅僅提供了有助于企業生存的權宜措施，只是為了應付更廣泛政策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

　　在"亞洲體面勞動十年"中，創造就業崗位的挑戰巨大，從2006年到2015年，亞洲勞動力將從2006年的18．4億基礎上，到2015年再增加2．2l億(或增長12．1％)。主要是南亞，其勞動力每年增加1490萬。東南亞和太平洋，每年增加560萬，東亞每年增加460萬。就勞動力增長率而言，亞洲增長最迅速的將是那些擁有最大數量的工作窮人和最大規模的非正規經濟國家，諸如阿富汗、孟加拉、老撾、尼泊爾、巴基斯坦、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以及太平洋島國。

　　如果就業前景沒有重要變化，政策挑戰會從非正規經濟的崗位創造轉向根本性地提升在經濟中創造體面工作的規模和節奏。這又反過來需要直接將政策注意力關注到提升非正規經濟，并循此方向向正規就業轉移，以此作為亞洲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除了上面討論的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戰略是關鍵，通過諸如基礎設施開發、信用伙伴、減稅、技能開發、擴展服務的政策針對存在大量非正規經濟的部門，可以鼓勵產業部門發展與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聯系。可以設計政策干預以改進就業質量和農業與服務部門的活動，以便獲得這些供應鏈附加值的大部分份額，這包括提供運輸和儲藏基礎設施，改進獲得土地和基本金融服務的機會，促進提高生產力技術的擴散。

　　盡管貿易政策對就業的影響是多樣性的，貿易政策的變化更可能對就業機會有積極影響，如果它們旨在擴大出口市場，同時鼓勵投資當地生產能力和促進進口稀缺生產要素。

　　促進勞動標準、適應監管環境和勞動保護方法

　　擴展保護至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人和單位是某些國家開始認真應對的挑戰。國際勞工標準制訂用以保護經濟各個部門的工人。

　　然而他們在歷史上注重在正規經濟部門更易識別和記錄的工資雇傭關系。對非正規經濟，典型的是只包括下列類別中的一個或多個做法，這使得雇主和雇員之間很難畫清界線，促進相關勞工標準實施很困難：

　　交易采取商業關系的形式分包安排；

　　使用中介購買產品和服務；

　　家庭成員或遠親作為操作工和工人工作。

　　許多國家通過評估監管框架的適宜性以及通過促進和投資適當的擴大服務項目和遞送戰略來應對這一挑戰�！秶�際勞工組織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包括的權利和標準應該適用于所有工人，不論在正規還是非正規經濟中工作，這點有廣泛共識。一些國家發起項目支持將這些核心權利有效應用于非正規經濟中：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消除所有形式的強迫勞動、有效消除童工勞動、消除就業和職業方面的歧視。

　　至少有兩種情況監管環境需要根據非正規經濟特征進行調整。第一種情況是法律對諸如自謀職業者、家庭工人或分包商的活動或群體不涉及，它們通常置身國家監管框架之外。多數勞動法僅包含有明顯雇主和雇員關系的工人，實行勞動保護的機構，勞動統計、爭議處理、咨詢性團體、職業培訓項目僅僅涉及正規部門。然而，在本地區有一些有趣的發展情況，將勞動法的范圍擴展到非正規經濟，如泰國和菲律賓通過行政行為以及通過司法決定應用勞動法。

　　專欄2將勞動法范圍擴展到非正規經濟

　　通過行政行為，泰國和菲律賓把勞動法的應用延伸到非正規工人。泰國的部頒條例將保護延伸到家庭工人和農業工人。關于在家庭工作的工人的法律規定：本法包括的工人是那些使用由雇主提供原材料和工具的工人。它確認核心勞工標準適用這些工人。同樣，菲律賓將勞動法中規定的保護擴大到家庭工人和建筑工人。

　　勞動法的應用還通過司法解釋和決策決定。在菲律賓，最高法院應用四重測試以確定雇主／雇員關系的存在：1)挑選和招聘雇員；2)支付工資；3)解雇權；4)控制雇員行為的權利。而且，支付工資的證據，如工資單已接受為雇主／雇員關系的證據。

　　第二種情況是通過了法律，但守法或執行不力。這個問題與能力以及承諾的局限性有關，也與技術和后勤限制有關。在泰國針對家庭工作的工人應用勞動監察立法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在專欄3中有描述。

　　用目前行政辦法將其范圍擴展到非正規工作環境的工人有局限性。勞動部門的延伸機構是其監察體系。在許多發展中回家，該勞動監察體系已經對其目前的職責不堪重負。這一情況要求創造性更有效地觸及這些群體。在泰國，農業和公共衛生部門為職業安全與衛生提供咨詢。

　　在菲律賓，已開發了三層次的監察體系，微型和以家庭工作為基礎企業受益于三方小組的建議，而大公司進行自我審計，中型企業由勞動監察員監控。

　　專欄3將勞動監察體系延伸到家庭工作工人實際困難：泰國的經驗

　　泰國的勞動監察員揭示了這一問題，當他們把勞動監察方法應、用到家庭工作的工人時，遇到了實際困難，而泰國部頒條例要求他們這樣。幾個例子：

　　勞動監察員對家庭工人以及其自身職責缺乏理解。例如，不清楚中介是否是生產者的雇主。監察過程需要開展兩次，因為雇主和雇員在不同場所，目前的監察形式不適用。家庭工人的工作場所很難進入。常常很遠、相當分散，作時間不規則。而且不清楚是否勞動監察員有權力進入家庭，檢查以家庭為基礎的工作場所。目標群體本身不理解勞動保護權利的好處，感到應用某些標準，如，書面合同使他們處于不利地位。

　　勞動監察員有一個潛在的問題未決定，即，如果雇員來投訴，他們是否有權采取行動，因為他們的權限只是發布命令的相應的地域司法權或向法庭起訴另一個具體的手段是在促進勞動和社會保護方面正在開始廣泛傳播，即自愿的行為準則。自愿協議由公司、行業、多個部門一級起草。這些協議或準則簡要描述基本的社會或道德標準，并包含勞工標準。道德貿易倡議是一個例子，它于1998年設立，建立了一套共同標準，使商界、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等相關方一起，設立了一套包括所有核心勞工標準的基本準則。

　　這些做法很典型地應用于供應鏈的上端，很少延伸到小分包單位。而且，這些做法對穩定小生產者的收入具有正面影響，但影響范圍仍然有限。盡管它們目前有形成網絡并大大依賴中介和贊助機構的趨勢，但仍處于分散的地位。

　　企業家精神、微型金融和技能開發

　　非正規經濟是技能、企業家能力、創造性、創新和活力的儲水池。確實，盡管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工人在創造自己的就業崗位，努力生存和發展。他們仍然面臨很多局限性，妨礙他們充分發揮企業家能力，從而擺脫低生產力和低收入的局限。

　　首先，不充足的物質和人力資本以及缺乏經濟規模限制了其經營活動的增長潛力。

　　第二，企業登記注冊的官僚程序妨礙企業獲得合法身份，因此，容易招致干擾和其它問題。沒有法人地位，企業不能訂立合同以保護其利益，在為商業客戶服務和獲得支持服務方面面臨困難。

　　第三，小生產者僅僅獲得了生產網絡中附加值的一小部分。改進生產率和改善收入涉及廣泛的問題，包括有針對性的部門干預和企業開發服務等。

　　針對非正規企業的服務開發必須考慮具體的情況和局限。如，受教育較少和語言障礙，缺乏應用新方法的信心，缺乏到城里接受培訓的流動性，甚至缺乏從事生產工作以外任何事情的興趣。這些在設計學習和意識干預時必須予以考慮。

　　企業家精神

　　營造企業文化。許多國家存在偏愛公共部門和企業就業的文化偏見。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解你的企業"項目在中等、高等教育中推廣企業家精神教育。例如，在中國成功地將該項目與高等教育結合起來，引導大學生將企業家作為一個職業選擇。

　　以行動為導向的參與形式和培訓手段也培育企業文化，它可以模擬企業行為。大眾媒體包括收音機、電視和街道劇場是向廣大聽眾傳播信息和企業服務的有力工具。

　　改善經營氛圍。在部分亞洲國家，為地方政府提供能力建設以評估當地的商業氛圍、企業登記程序，隨后使其能夠確認瓶頸并采取參與性行動。國際勞工組織在柬埔寨、老撾、斯里蘭卡開展了商業經營氛圍評估，包括建立一站式現場登記的可行性研究。還進一步開發了評估商業環境的手冊。

　　強化價值鏈。國際勞工組織已開發了一套工具，并在越南和斯里蘭卡采用，該工具可以在給定的地方識別有潛力的部門。通，過分析價值鏈，確定市場擴展的局限和機會。價值鏈因此通過多種企業開發服務得到強化，包括建立協會，開展市場營銷活動，諸如貿易或中小企業交易會、就改進的生產方法進行咨詢、強化談判技能以及更好地理解合同。政府和大公司還可以通過采購商品和服務為微型和小型企業開放市場機會。

　　在企業培訓中納入體面勞動。國際勞工組織企業和創業開發項目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模塊和管理人員技巧。勞工組織開發和實施了"改進工作環境和企業"。經驗表明，可以扭轉非正規經濟中非正規性和工作質量差的惡性循環。

　　金融服務

　　非正規經濟中的大多數工人沒有機會從銀行中獲得金融服務，因為他們缺乏抵押物，被認為是高風險、低利潤的客戶。微型金融為以前沒有得到金融服務的人提供服務。要使扶貧有可持續性，非正規經濟經營者和工人需要有機會獲得廣泛的金融服務以投資其經濟活動，這些服務包括儲蓄、緊急貸款、匯款和保險。

　　通過研究、培訓和技術援助，國際勞工組織支持金融機構開發服務惠及弱勢群體。為政府部門提供如何發展提供針對貧困人口的金融服務的環境。

　　技能開發

　　提高非正規經濟中工人的技能是使其有能力獲得有收入就業、提高生產力和收入的關鍵。

　　國際勞工組織開發了具體的方法--地方經濟賦權培訓，該方法強調，尋找潛在的獲得工資和自謀職業的機會以及其培訓和非培訓要求，然后為社區中的窮人提供培訓和后續支持服務，利用當地提供的現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培訓機會。

　　將社會保護擴展到非正規經濟，包括社會保障和職業安全衛生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覆蓋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人是極有限的。由于低收入，他們繳費能力低，沒有雇主為他們分攤繳費。其它挑戰是沒有社會保障辦公室為他們提供服務，沒有穩定的職業以及無明確通信地址也妨礙社會保障機構去識別和跟蹤他們。一些國家采取措施使社會保障覆蓋所有人，如印度和泰國采取以稅收為基礎的方案。在泰國，以稅收為基礎的計劃覆蓋那些沒有參加社會保障制度的成員，由稅收籌資。印度建立了一個福利基金，對工人所在的行業征稅。此基金為繳不起社會保險費的低收入工人提供社會保障待遇。工會為工人提供合格資格證明。

　　以繳費為基礎的計劃。在菲律賓，國家醫療保險制度擴展到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工人。每戶每月繳費2美元，使他們家庭成員可以享受醫療保險，其住院時可報銷部分住宿、伙食、檢查、醫藥和醫生診斷費。

　　職業安全和衛生。缺乏信息渠道和適當的技術使大部分非正規經濟的工人排除在重要的安全和衛生信息之外，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其處于危險之中。

　　國際勞工組織開發了適合農民、微型企業和家庭工作工人的培訓項目，可以改善非正規經濟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和衛生。

　　東盟國家通過東盟職業安全衛生網絡將職業安全衛生保護擴展到非正規經濟中，三個層次的干預可以把職業安全衛生信息推廣到非正規經濟部門：

　　企業一級：通過推廣改善企業工作環境。

　　機構一級：將職業安全和衛生投入納入公共和私人服務中。

　　政策一級：支持制訂國家職業安全和衛生政策。

　　投資一體化的地方開發

　　國際勞工組織的地方開發工作集中在開發基礎設施和基本服務、地方基礎設施規劃、以勞動力為基礎的基礎設施改進技術。

　　在企業和產業開發方面，國際勞工組織開發了評估地方競爭優勢的辦法。開發了培訓項目協助地方政府探索如何在改進就業、社會保障和爭議處理方面發揮作用。

　　組織、代表性和社會對話

　　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人無法參與組織，沒有代表性和社會對話。由于其工作流動性大，人員又分散，工作可能是季節性和臨時性的。他們忙于生存、擔心丟掉工作。如果要他們組織起來的話，政策制訂機構也不會有窮人代表的一席之地。

　　國際勞工強調在非正規經濟中發揮工會和雇主的作用。印度有拆船工人組織工會。工人合作社在一些亞洲國家組織起來成為集體企業。社區組織在獲得土地、改進基礎設施，調動金融資源方面起重要作用。政府應注意在地方規劃機構有窮人代表。

　　前景：全面、一體化的體面勞動政策

　　通過連貫一致、全面的政策減少非正規就業是在亞洲實現體面勞動的關鍵。應依據當地情況開發政策。他們必須擴展和提高創造就業潛力，同時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需要努力改進統計調查和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以更好衡量和分析非正規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