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國內家庭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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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關于生育行為的研究，研究者們對近年來以下生育模式的改變狀況基本持比較相同的看法：1. 生育數(shù)量下降；2. 生育間隔加大。有研究說，農村教育普及帶給生育行為的直接影響有，初婚初育年齡提高，生育間隔加大，以及生育數(shù)量下降。雖然農民現(xiàn)還沒有接受只生一孩，但已接受“有限生育”的觀念，“雙子模式”是農民生育選擇的主體（史清華等，2004）；3. 在生育的性別偏好方面，呈現(xiàn)出城鄉(xiāng)較大差異，城市已出現(xiàn)弱性別化甚至更偏好女孩的趨向，而農村仍保持對男孩較高的生育期望（史清華，2001；李嘉巖，2003；陸益龍，2001；靳小怡等，2004）。
除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外，被認為影響生育觀念和行為的主要因素還有：第一，教育。認為受教育程度與性別偏好有一定負相關（史清華等，2004；靳小怡等，2004）；第二，城市化。有研究證明了國內外一些學者有關遷移流動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結論，發(fā)現(xiàn)外出對婦女的理想子女數(shù)的減少具有顯著作用。作者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影響外出婦女的生活方式和其他觀念而間接產生影響的（尤丹珍等，2002）；第三，家庭體系和婚姻形式。靳小怡等人強調了父系家庭體系及其重要內容和象征的“嫁娶婚”的婚姻形式對男孩偏好的顯著影響，證明了“招贅婚”能顯著弱化這種偏好；第四，文化和心理。陸益龍通過對皖東一個村落的考察發(fā)現(xiàn)，農民生兒子的動機并不是為了獲得更多功利或效用，否則無法解釋“父母付出越多養(yǎng)老功能越小”的農村社會實際。他認為，所謂追求生男，并不是一般意義上對男孩的偏好，而是在村落中“家家都有男孩”的壓力下，在強烈趨同心理動機的驅使下的不斷嘗試行為。進而他又解釋說，“農民生男興趣反映的不完全是為物質上的收益，而是鄉(xiāng)土文化情境所賦予的價值和心理體驗。包括人人都追求生男的共同價值”（陸益龍，2001）。
將經濟學理論和方法運用于解釋生育行為的不乏其人，貝克爾就是一例。湯玉剛從經濟理性的角度出發(fā)，利用數(shù)學模型分析了生育決策的市場決定過程，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新鮮的經驗。例如他用數(shù)學模型解釋了城鄉(xiāng)生育率的差異：農村撫養(yǎng)孩子的各項投入和機會成本相對較小，所以價格低于城市孩子；還有數(shù)量和質量的替代關系：孩子的數(shù)量越大質量越小，可以解釋部分貧困地區(qū)為了取得較多的勞動力而不得不降低孩子的教育水平；再有，人們對生育習俗的遵從行為和生育率被鎖定的關系，等等（湯玉剛，2002）。
王躍生堅持生產資料對人口增長和生育行為有重要影響的觀點。他的看法是，“農民所追求的是理想子女數(shù)量，而非多子多�！薄Ｋ^理想子女數(shù)量是指能成活至成年的子女數(shù)量，不是出生子女數(shù)量。以生活資料的生產能力為線索，他給出了生育模式的歷史變化軌跡：土改前受限于生存條件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人口的低增長率；集體經濟時代因家庭養(yǎng)育成本外移至集體組織而形成的高出生率、高存活率和人口高增長；承包制實行后因撫養(yǎng)成本回歸家庭，高撫養(yǎng)成本、低回報率和計劃生育政策共同導致的結果是出生率再度降低（王躍生，2006a：178-190）。
上述只能說包括了最近十年婚姻家庭研究中的大部分理論發(fā)現(xiàn)和主要觀點，其中難免掛一漏萬。還有一些因篇幅和發(fā)現(xiàn)而未能涉及到的內容和議題有待今后展開，如，關于家庭功能和家庭結構的變動、家庭網(wǎng)、少數(shù)民族家庭婚姻、涉外婚姻、非常規(guī)的家庭和婚戀行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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