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國內家庭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經驗

中國家庭社會學的研究大體可劃分為三個時期：一是20世紀30-40年代伴隨新文化運動而起的學術繁榮時期，產生了一大批研究婚姻家庭問題的名家和名篇名著。如，潘光旦所著《中國之家庭問題》、李景漢的《五百一十五農村家庭之研究》、孫本文著《現代中國家庭問題》，以及費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鄉土中國》，等等；進入50年代，隨著社會學被取締，婚姻家庭研究進入相對沉寂時期；第三個階段是自1979年社會學恢復后，婚姻家庭研究再度興起并持續發展的時期。有人將這一時期又分為三個階段：1979-1990，被稱為奠基階段，婚姻家庭迅速成為熱點研究問題；1991-1996，被認為是發展成熟階段，研究主題、方法和視角都進一步豐富化；1997-2000，則是研究降溫階段，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學研究的中堅力量轉向關注其他更為重大和嚴峻的社會問題，著作文章明顯減少，但主題更加多樣化，研究方法更加成熟（王金玲，2002a：504-509）。

　　在社會學恢復后的這20多年中，由于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婚姻家庭研究也存在種種弱點。有研究者指出，如，重復性研究多，創新性研究少；一般性描述和評論多，理論方面的提升和對話少等問題（譚深，1995；張敏杰，2001）。還有研究者更尖銳地批評道：只見家庭，不見個人，極少以家庭中的個人為分析主體；存在“宏大化”趨勢，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是社會結構，對微觀家庭行為和領域研究不夠；分析研究偏重男性視角，女性多作為問題主體進入社會學視野，等等（王金玲，2002a：514-517）。

　　社會學恢復后前兩階段的研究狀況，已有前人備述。本文將主要關注和綜述的是未被研究者們充分梳理和再研究的近10年來的家庭社會學研究成果。本人認為，隨著近年來早期研究者研究經驗的積累和專業理論素養的逐漸提升，以及受過更嚴格專業訓練的新人的加入，家庭社會學研究出現了雖然關注重點不十分突出，但是質量愈加精良，水準穩步提升的態勢，出現了一些有創見、有理論、有深度、甚至很精彩的研究成果。

　　檢索最近10年來家庭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如下范圍：家庭變遷的研究，包括家庭結構、功能、消費，以及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分化及發展趨勢等；家庭關系研究，如代際關系、婆媳關系、夫妻關系、居住模式、家庭網等；家庭制度的研究，如分家研究、父權制，性別平等、家族制度等；養老問題，如家庭養老的文化和制度、老人的居住安排、老人的社會支持網、養老政策、老人的貧困問題等；婚姻研究，包括擇偶、婚姻行為、婚姻質量、離婚等；生育研究，如生育偏好、生育意愿、影響生育的因素等；還有一些對非常規家庭和婚戀問題的研究，如單親、空巢、丁克家庭，還有同性戀等等。本文將主要對這一期間的研究理論、主要發現和主要觀點進行力求比較詳盡的綜述和再研究。

　　家庭變遷的理論

　　如何解釋正在發生的婚姻和家庭變化？有研究者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改革政策和市場經濟結構的引入，許多研究試圖努力弄清這些社會變遷和家庭婚姻之間的關系。因此大多數研究采用了現代化理論的方法論，假定傳統與現代之間存在對立（羅梅君，2004）。現代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家庭的發展和變遷與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化緊密相聯。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及其生產力將對傳統的家庭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結構、功能以至觀念等等發生全面的影響。其代表人物之一古德還認為，在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父系權威的家庭制度向平等的夫婦式家庭制度的轉變，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將經歷世界范圍的趨同。（古德，1982）。

　　在國內主要研究中，多數研究者采用了現代化理論的分析框架，把家庭和婚姻、生育的變動置于中國向市場經濟，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之中分析二者間的關系（王金玲，1996；沈崇麟等，2000；李東山，2000；劉寶駒，2000；楊善華等，2001；邊馥琴等，2001；張友琴，2002，鄭真真，2002；唐燦，2005a）。沈崇麟、楊善華等人在對城鄉家庭進行大規模實證研究之后，證實了基本依據現代化理論提出的研究假設，指出，落后地區只要具備了條件，它就將因襲先進地區的發展道路…在工業化背景之下農村家庭與婚姻發生的變遷因此也具有趨向現代化的意義（沈崇麟等，1999；楊善華等，2000）。同時他們還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當某一農村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與城市相近）的時候，它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也將發生變遷，接近城市的家庭制度和婚姻模式。（沈崇麟等，1999：104）。

　　李銀河在剖析了一個家庭內部關系歷史性變化的個案后比較肯定地認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發展趨勢，就是家庭小型化及核心家庭化的趨勢”。由于市場經濟和工商制度在中國社會中的長足發展，家族文化及其理念已經在受到巨大沖擊之后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 “中國的家庭與西方家庭之間的區別會變得越來越不明顯，二者最終將趨于一致”（李銀河，2001：190-192）。

　　也有學者根據研究對現代化理論的解釋框架提出了某些補充，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非現代化的其他因素對家庭婚姻變遷的影響，例如政治因素（郭于華，2001），特定的歷史因素（王樹新，2004），區域亞文化因素（沈崇麟等，1999），社會轉型過程（李銀河等，2004；唐燦，2005b），等等。

　　在對中國家庭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經常會發現這樣的問題，在現實中觀察到的婚姻和家庭行為往往與假定的現代化模式并不相符而顯示出傳統的特征。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豐富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家庭內部的問題要比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西方理論所描述的復雜得多（左際平，2002）。為了解釋這些與現代化趨勢并不盡一致的各種發現和再發現，研究者們采用或提出了一些解釋理論和分析方法：

　　家庭策略的理論。其原本是來自西方的一個中層理論，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工業

　　化過程中家庭的作用。自介紹到中國來后，被一些研究者用來作為研究家庭能動性和變化特殊性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強調了家庭不只是受宏觀社會變遷背景影響的客體，同時也是“以自己原有的特點對社會做出反應”的行為主體（樊歡歡，2000）。約翰.羅根等人在發現中國家庭的居住模式與現代化預設并不一致后提出自己的見解：家庭行為實際是行動者在文化所提供的多種選擇中，代表其策略的決定，它既代表著人們控制實際情況的方式，又在文化的局限下（約翰.羅根等，2003）。

　　傳統延續說。這種觀點建立在傳統文化和習俗仍對家庭變動的方向和進程具有持續

　　影響力的分析上面。如在討論家庭養老方式仍保持生命力時有研究者認為，“孝”的觀念被高度內化并通過家長的榜樣作用被世代傳遞是家庭共同體得以維系的重要原因（熊躍根，1998）。其他學者也指出了贍老文化對現代中國家庭形成模式的特殊影響，陳皆明認為，將贍養老人的傳統道德通過社會化過程變成子女明確的“群體義務”，這是投資和贍養發生因果聯系的中介，也使中國和西方養老制度形成重要區別（陳皆明，1998）。

　　新結構說。與傳統延續說有相似之處，這種觀點設想傳統文化與新結構因素的整合。

　　麻國慶闡述了家的二重性，即經濟上的家和文化上的家在分與合的過程中重構的觀點（麻國慶，1999）。閻云翔指出，農村的分家制度將可能導致家庭結構從擴大的父系家庭轉向新型的“網絡家庭”（閻云翔，1996）。

　　資源匱乏說。其基本的假設是家庭現代化的進程因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而放緩或

　　有所變異。例如認為住房條件是影響現有家庭結構和居住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潘允康，1997；邊馥琴等，2001）。

　　家庭經濟理論。其與家庭策略理論互有涉及，認為所有的家庭行為都是由家庭的經濟邏輯決定的，都是尋求在變化的社會中，在面對實際經濟、社會和生活處境時進行現實調整，從而達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招贅婚”如此，“同質婚”也是如此（羅梅君，2004；李樹茁等，2002）。

　　家庭史也是國內較有影響的研究方法之一。誠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最近的家庭史研究對社會學的貢獻在于，在方法上更強調交*學科的研究，尤其是將社會學方法和歷史學方法結合起來。在內容上將家庭史的研究范圍擴大到對個人經歷、家庭和親屬網、家庭與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的分析。從探討工業化對家庭的影響到探討家庭對工業化的影響。（張永健，1993）。國內家庭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躍生在他眾多的關于婚姻家庭的論著中，在“當代”的框架下，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從中尋找中國婚姻家庭變動的軌跡和特征（王躍生，2006a：6）。他認為，對家庭婚姻變革產生直接影響的是所有制形式和生產的組織方式。他認為，現有的婚姻家庭研究多關注現下的家庭行為，并且常常將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前的階段視為傳統階段，將之后視為現代階段，這樣難以把握真正傳統意義上的婚姻家庭行為，同時由于“缺少將現代與傳統結合起來這種較長時段的考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王躍生，2006a：33-34）。

　　在考察了從20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農村的所有制和生產方式后他指出，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所經歷的從土地私有制下的家庭經營——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經營——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家庭經營的變動軌跡，使不同時期的婚姻家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和內在聯系。其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模式加以把握：所有制變動模式，涉及到在一定所有制基礎上的家庭生存能力和與此相聯的家庭組織和婚配形式；家長權力模式，涉及到與所有制相關的家長權力形式和內容的變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家庭關系；個人自由模式，涉及到相對于家長控制而言的個人在家庭事務中的自由表達和決定權利。王躍生關于現代中國農村家庭歷史變動過程的宏大敘述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在社會變革環境下，家長權力和家庭成員平等觀念彼此消長，導致婚姻家庭發生變動。王還認為，“傳統家庭的維系方式改變，在仍以農業經營為主的鄉土社會中，農民家庭發生了只有近代移民社會和工業社會才會出現的變化”（王躍生，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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