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國內家庭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經驗

　　代際關系

　　對于家庭中代際間的權力關系，研究者們比較共同的看法是，隨著家庭日趨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成員個人享有更多的獨立，彼此更為平等，家庭關系的主軸已從縱向的強調親子、血緣關系轉向橫向的夫妻和姻緣關系，傳統的父系父權制在中國已失去存在的基礎（楊善華等，2000；徐安琪，2001a；張文宏等，1999）。王金玲在對非農化程度較高的浙江農村地區的調查后進一步指出，與長者權力的大幅度消減相對應的是，下代的權力和權利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提高。第二代人掌握當家權在1985年前就已成定局，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第三代人的更多進入（王金玲，1996）。唐燦在分析了資源在家庭代際間的分配模式后也指出，輕老重幼的親子關系格局已成為當今城鄉家庭關系的部分現狀（唐燦，2005a）。

　　由于夫妻關系重要性的上升，一些研究印證了現代化理論關于父系制向雙系并重發展的預設。楊善華等人在定量調查的基礎上總結道，目前城市家庭中已出現較為徹底的雙系并重結構，而農村家庭雖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父系向雙系并重的轉變，但是并不徹底（楊善華等，2000）。另外一些研究者則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了農村核心家庭姻親聯系逐漸強化的情況。“媳婦在弱化贍養公婆責任的同時，卻強化了贍養自己父母的新責任”（曹錦清，1995）。閻云翔也指出了農村分家后姻親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的現象，“許多人將姻親看得比宗親還要重要”，他認為，這與婦女在商品生產和農耕中的重要角色有關（閻云翔，1996）。張國慶通過對山東萊蕪的一個個案研究證實，姻緣關系地位正在不斷上升，血緣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姻親合作的比例在不斷增加。他認為，在農村社會人際交往中的“利益認同”原則和“自我中心主義”，使得“人情”作為傳統“差序格局”中判別親疏遠近的基本標準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形態發生改變，兩者互動共同導致了血緣認同的下降、姻親關系地位的提升（張國慶，2003）。

　　在代際互動方面，同住和贍養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兩個題目，實際上這兩者是相互聯系的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贍養涉及的是在代際關系的實質和內容，同住探討的則是代際互動的方式及其變化。在本節有關贍養的綜述中，所涉內容主要是對贍養行為及其變化所包括的代際間文化和社會關系的本質性探究，作為社會問題和社會政策的養老問題將另辟一節專門介紹。

　　現代化理論認為，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家庭關系逐漸趨于核心化、非親屬化，職業流動將拉大親屬間在地理與社會上的差距，社會福利和保障系統的發展將降低人們對親屬關系網的依賴程度。應該說，許多關于家庭關系的實證研究都在試圖同上述理論對話。對于中國依然保持較高的老人與子女的同住率，潘允康等人解釋說，影響兒女婚后與父母同住的相關因素有三條：傳統文化影響，兩代人相互間的現實需求，住房資源緊缺。但是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高同住比例反映的并不主要是前兩種關系模式，住房問題才是影響同住和家庭結構的重要因素。（潘允康等，1997）。

　　邊馥琴和約翰.羅根在他們的研究中比較了中美家庭代際關系的異同，他們的結論是：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家庭的重要性和地位都沒有受到削弱；同時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的家庭趨向于美國化，中國遠高于美國的父母與子女的同住關系，以及“以家長為中心”而不是“以子女為中心”、更多依賴子女的幫助而不是相反，等等，都是中美家庭代際關系的重要差異。他們認為，現代化僅僅是緩慢的改變了家庭代際成員共同居住的形式，中國悠久的家庭傳統文化不可能隨著現代化“旋即瓦解”（邊馥琴等，2001）。但稍后，進一步的研究又使他們對同住關系做出了新的解釋。他們發現，許多老年人盡管喜歡與已婚子女分開居住，但事實上卻同住在一起。與潘允康的觀點相似，他們也認為老年人的居住喜好受到實際情況的影響。他們解釋說，這是家長在文化所提供的多種選擇中的“策略的”決定。從表面上看似乎存在著明顯的傳統行為，但是“傳統的做法不一定出于傳統的規定”（約翰.羅根等，2002）。

　　有研究表明，老人對同住的選擇有強烈的“兒子偏好”，在農村表現尤其明顯。在勞動力外流的農村，老人選擇隔代居住的對象時也表現出性別差異，只有孫子對隔代居住有顯著影響，孫女其次，女兒的需求不對老人的居住安排產生顯著影響（張文娟等，2002；邊馥琴等，2001；致玉玲，1999）。但是城市卻不盡相同，同住家庭正在轉向“無性別或弱性別偏向”，并且顯著加強了父母與女兒間的聯系紐帶，可見性別偏好與社會現代化水平有密切關系（曾毅等，2004；邊馥琴等，2001）。

　　現實中，與老人同住的傳統正在因老少兩代對獨立和自由的追求而被不斷的分家過程所實際割裂和削弱。曾毅等人根據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數據證明，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比例有了較大幅度降低，十年間，65-79歲的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比例分別下降了12.7%和8.8%（曾毅等，2004）。但是即使有很大比例分住，也不意味著家庭代際關系的紐帶受到很大程度削弱。一些研究者發現并指出，分開居住但保持比較緊密的聯系與互動關系，這種“分而不離”“有分有合”的代際關系模式正在普遍化（熊躍根，1998；徐安琪，2001a；郅玉玲，1999）。家庭代際關系無論在城鄉都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領域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

　　中國傳統的養老模式曾被概括為“反饋模式”，一些學者還用“互惠原則”和“代際交換”來進一步說明這種“雙向反饋”的代際聯系（潘允康，1997；熊躍根，1998；郭于華，2001）。但是在父母權威由于子女的經濟獨立和孝道意識弱化而被大大減弱的情況下，在父母與子女由于年齡的生物學差別而無法采用即時性互惠原則時，什么樣的社會機制使得老年父母與他們的子女——無論是住在一起或是分開居住——仍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和互助關系？陳皆明開啟了一個新的視角，他從父母為尋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發，討論了父母對子女投資與子女提供幫助之間的關系，在微觀層面提供了一個科學認識這種互惠原則實施機制的分析路徑。他介紹了認識這個問題的兩種觀點：一是視家庭為自愿性的社會群體。其中又有兩個關鍵環節：第一是建立“群體義務”的觀念，即通過教育和訓導，建立贍養老人是子女的一項重要家庭職責的義務感；第二是對子女的投資，即為確保家庭義務的履行和子女對家庭懷有強烈的認同感，父母對家庭的奉獻——多數情況下其會具體化為對子女的投資——就變得非常重要。另一種觀點是強調連續性的社會關系對資源交換的制約和影響。代際交換不同于一對一的即時交換，陳引用了Sahlins的“一般性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概念，其強調了這種互惠原則不在于即時報償，而是為了幫助受惠者的物品交換。由于資源流動與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親密的社會關系更有可能由一般互惠性原則所指導。陳認為，代際間的相互幫助代表了一種代際間相互履行責任、資源流動由“一般性互惠”原則所指導的這樣一個社會過程。這種經濟利益和情感因素的一致性，是中國家庭長久以來保持驚人的社會凝聚力的原因（陳皆明，1998）。

　　但是沿著陳皆明的思路我們還難以對不贍養行為給出清晰地解釋。郭于華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論述了國家如何使用行政力量和象征系統改變了鄉村社會原有的代際交換邏輯，導致鄉村社會養老制度發生變異。她精彩地描述了農村養老的現實與孝親敬老的傳統正在發生的某種背離。在事關贍養問題上，代際間付出和回報的交換邏輯雖然還在，但是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老人主要強調養育之恩、撫養之惠；小輩人卻更看重現時現報，強調物質交換。她指出，代際間的權力關系發生向下一代和部分向女性的轉移，但對行為進行道德評價的社會輿論明顯減弱，農村老人已經日益退到家庭生活的邊緣甚至外面。她認為導致代際交換邏輯發生改變的重要原因是，“在禮治秩序趨于消解后，法制秩序并未能提供使鄉村社會正常運行的替代機制和規范，傳統代際關系的維系力量和存在基礎已經完全改變。”更進一步，她指出，這種改變是與國家權力對鄉土社會全面、有力地滲透相伴隨的，財產關系的改變使得老人在代際交換中無所付出以換取回報，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則瓦解了宗族制度及與之整合的文化意義系統（郭于華，2001）。

　　笑冬研究的也是代際關系，但卻是現實中人們司空見慣但在社會學領域又很少被認真關注過的婆媳關系。為此她建構了一個女性主義的分析框架，這在國內關于家庭關系的研究中還不多見。笑冬在她的研究中指出，婆媳關系實際上反映了父權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級制度。這種女性壓迫女性的制度主要由三個原則構成：性別、輩分和年齡。其中性別最為重要，它決定了婦女的從屬地位；輩分和年齡的原則使婦女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晚輩的尊敬和扶養。但要使它們給婦女帶來好處則要取決于婦女的生育。對于農村現已“顛倒”過來的婆媳關系，她通過分家、家庭資源控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養老模式等側面一一展開分析。認為，這種“顛倒”的關系與媳婦們通過分家和掌管小家庭的資源管理權，從而改變了家庭中的權力關系，迫使婆婆為求養老而居于屈從地位有關。這與曹錦清的看法是相同的，曹認為，分家后父母改為“吃輪飯”使得婆媳關系“倒過來了”（曹錦清，1995：368）。通過探討彩禮和嫁妝，笑冬又進一步分析，婆媳沖突的根本原因是婦女身陷農村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家族體系和從夫居制度的文化和環境中，深受歧視和壓迫，身心都沒有得到解放。而她們沖突的實質是，競爭和控制賴以養老的資源——兒子、丈夫（笑冬，2002）。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