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法庭討公道 工會主席尷尬的自我維權

　　今年已經57歲的向祿金曾任成都錦臺包裝印務有限公司（下稱錦臺公司）的工會主席，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我干了40個月的工會主席，公司卻沒有給我相應的報酬。”向祿金說，他也曾為維護自己工會主席的權益而奔走呼吁，最終卻只能把公司告上法庭。

　　工會主席尷尬維權

　　“連我自己的權益都沒有得到保障，如何去維護其他員工的利益？”昨日早上，在走進高新法院第一審判庭的大門前，向祿金向本報記者坦言，作為省內第一個起訴自己原單位的工會主席，他其實心中滿是委屈、心酸與無奈。

　　向祿金向法庭訴稱，他于2001年5月至2004年10月擔任錦臺公司工會主席。在這期間，他享受的是中層干部待遇。根據2002年10月1日施行的《四川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實施辦法》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工會主席按本單位副職配置……在任期內享受國家規定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向說，他并沒享受到公司副職經濟待遇的各項補償。

　　為討公道走上法庭

　　為此，向祿金多次向公司爭取自己的待遇，但是沒任何改變。而正好在這段時間，公司提出了精簡管理人員和減少中層干部人數的計劃，向祿金認為這是公司想把他趕走。在成都市總工會的協調下，他被留下來繼續擔任公司的工會主席。“但以后的日子過得相當尷尬，那段時間思想、工作壓力特別大，公司什么會議都不讓我參加，根本沒有辦法展開工作。”向祿金說，到了2002年9月，他的待遇從中層干部降到了工段長水平。到今年8月份，向祿金與公司的合約到期，他離開了單位。

　　前段時間，向祿金在報紙上看到浙江一個工會代表因待遇問題與單位對簿公堂，最后終于享受到了單位副職的待遇。在此事的激勵下，本來就一心想為自己討個公道的向祿金把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公司補償84988元未發的經濟待遇。

　　〔工會主席維權?庭審〕
　　原告被告法庭激辯兩大焦點
　　焦點一：起訴超過仲裁時效？

　　錦臺公司代理律師提出，本案屬于勞動爭議案件，適用勞動爭議法。因此，向祿金應當在勞動爭議發生后60天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他已經超過了仲裁時效。

　　但向祿金的代理律師認為，向祿金從2002年就開始向成都市總工會反映情況，但是直到2005年8月22日，才從成都市總工會得到明確答復：“只是靠工會解決還不行，建議向法院起訴。”因此，他的勞動仲裁時效應從今年8月22日開始計算。而且，向祿金在9月5日就提交了勞動仲裁，但是勞動仲裁委以“超過仲裁時效”為由不予受理，因此他又于9月8日向法院提起了訴訟。這些情況都說明沒有超過訴訟時效。
　　（對于這一爭論焦點，法庭沒有當庭作出認定。）

　　焦點二：專職、兼職主席的待遇有區別？

　　向祿金隨后出示了包括“成都市總工會的批復”以及錦臺公司員工工資表在內的數份證據，以證明自己是錦臺公司合法、專職的工會主席。在“批復”中，批準了向祿金為錦臺公司第二屆工會主席。隨后，他還出示了一疊錦臺公司的員工工資表，以證明自己這個工會主席是合法的。

　　但錦臺公司認為：“專職還是兼職工會主席并不是靠人數來認定，而且他還在公司擔任了副工段長、質管員等工作，說明工會主席是他兼職。既然是兼職，就可以不給予副職待遇。”

　　（工會主席是否分專職、兼職，省總工會組織部一工作人員說：“在‘實施辦法’中已經明確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工會主席按本單位副職配置。而這里所指的工會主席并不區分他是專職的還是兼職的，都應該一視同仁。”）

　　〔工會主席維權?律師〕
　　多數情況下“有法必依”很難

　　中午12時，法官宣布暫時休庭。此時，向祿金表示愿意接受法庭調解，但錦臺公司方面認為“雙方分歧太大”而拒絕接受調解。因此，法庭宣布擇日宣判。

　　律師郭高認為：“理論上，工會主席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可以通過工會與企業協商，可是事實上難達成一致的意見。而且很多時候，工會主席的權益受到損害都只能忍氣吞聲。雖然工會法規定工會主席應當享受副職待遇，但是真正這樣實行的公司卻很少，尤其在民營、私人以及外資企業中。有法可依很容易，但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卻很難。”

　　〔工會主席維權?對話〕
　　工會主席捍衛自己權益太難
　　昨日上午庭審結束后，向祿金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記：在你任職期間，為何不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權益？
　　向：在職時想到要是跟公司鬧翻的話，自己五十多歲的人了很難找到工作，為了飯碗，只能把不滿放在心里。
　　記：這一段維權歷程，讓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向：作為一名基層工會主席，要想捍衛自己的權益，實在太難了！
　　記：你說這場官司還為了其他基層工會主席，你是指其他基層工會主席也有這種遭遇嗎？
　　向：這個我不好說，但是我知道在基層工會，很多事情都不好做。
　　記：那你為什么還要起訴呢？
　　向：我想以自己的行動提醒全市乃至全省的基層工會主席行動起來，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只有工會主席的權益得到維護了，才能更好地維護廣大職工的權益，也促使企業領導人更好地按照法律法規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