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讀者來電,反映自己和所在的勞動單位沒有簽定勞動合同,但當記者建議他們立即和單位補簽合同時,多數人卻表示“很為難”。為何一紙合同就這么難簽呢?
某公司的張先生的話很有代表性:“我們一同進單位的一批人都沒簽合同,待遇經常變。如果現在要求去補簽,說不定找個理由就把你“開”了。”張家港的李小姐說:“工作太難找了,我學歷低又沒專長,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經謝天謝地,哪還敢提簽合同的要求?”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劉先生說:“我都沒看合同就簽字了,剛進單位,總不能給領導留個“斤斤計較”的印象吧?”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民工簽勞動合同的問題更大。首先,“干活拿錢,天經地義”的思想比較流行,認為合同不過是形式:“我干活他就得給錢,真要不給,有合同也沒用,還不如找一幫人打到門上去要錢。”然后,相當部分民工是通過“熟人”找的活,覺得“拉下臉”簽合同不是個事。還有少部分民工認為“簽合同反而限死自己,到時候想不干都不行”。還有民工說“有合同”,記者仔細詢問才知道那不過是手寫的紙條,而且只有一份,放在雇主手里。如果出了糾紛,雇主把紙條一撕,“合同”那里找去?另有一些合同倒是“一式兩份”,但在字眼上卻暗藏不少“機關”。一位建筑工地民工說:“合同上說“包食宿”,其實就是一天一斤米,油鹽菜蔬都不管。晚上給條毯子,就睡在工地上。”這些不寫清工作條件、時限和具體待遇的合同,往往成為雇主變相克扣民工工資的幫兇。
北大社會發展所的孫教授對記者說,這種勞動者合同難簽現象,反映了兩個社會問題,一是勞動者法制觀念不強,在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不敢”或“不好意思”簽合同的事就是笑話。二是當前勞動力過剩,這是關鍵問題。用人單位選擇的空間很大,辭退一個敢于要求正規待遇的“不老實”員工的成本幾乎為零。不簽勞動合同,或者不簽正規的勞動合同,不但直接威脅到勞動者權益,還可能因為勞動者產生怨氣,萌發報復惡念,而造成社會危害。對此,孫教授認為,短時間內,勞動力過剩問題難以解決,加大監察力度是目前惟一的辦法。由于沒有正規合同登記在案,加上很多勞動者不懂或不敢舉報,勞動監察部門往往無從知曉侵害勞動者權益的事,難以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法律有“不告不究”的說法,但目前勞動者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政府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則應該改被動為主動,建立“民不告,官也究”的勞動監察制度。
法苑點評
事實上,勞動者舉報很多,但是勞動監察部門人手有限,根本無法一一顧及。真正解決問題要靠制度的完善,而不是靠行政人員的主動執法。
某公司的張先生的話很有代表性:“我們一同進單位的一批人都沒簽合同,待遇經常變。如果現在要求去補簽,說不定找個理由就把你“開”了。”張家港的李小姐說:“工作太難找了,我學歷低又沒專長,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經謝天謝地,哪還敢提簽合同的要求?”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劉先生說:“我都沒看合同就簽字了,剛進單位,總不能給領導留個“斤斤計較”的印象吧?”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民工簽勞動合同的問題更大。首先,“干活拿錢,天經地義”的思想比較流行,認為合同不過是形式:“我干活他就得給錢,真要不給,有合同也沒用,還不如找一幫人打到門上去要錢。”然后,相當部分民工是通過“熟人”找的活,覺得“拉下臉”簽合同不是個事。還有少部分民工認為“簽合同反而限死自己,到時候想不干都不行”。還有民工說“有合同”,記者仔細詢問才知道那不過是手寫的紙條,而且只有一份,放在雇主手里。如果出了糾紛,雇主把紙條一撕,“合同”那里找去?另有一些合同倒是“一式兩份”,但在字眼上卻暗藏不少“機關”。一位建筑工地民工說:“合同上說“包食宿”,其實就是一天一斤米,油鹽菜蔬都不管。晚上給條毯子,就睡在工地上。”這些不寫清工作條件、時限和具體待遇的合同,往往成為雇主變相克扣民工工資的幫兇。
北大社會發展所的孫教授對記者說,這種勞動者合同難簽現象,反映了兩個社會問題,一是勞動者法制觀念不強,在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不敢”或“不好意思”簽合同的事就是笑話。二是當前勞動力過剩,這是關鍵問題。用人單位選擇的空間很大,辭退一個敢于要求正規待遇的“不老實”員工的成本幾乎為零。不簽勞動合同,或者不簽正規的勞動合同,不但直接威脅到勞動者權益,還可能因為勞動者產生怨氣,萌發報復惡念,而造成社會危害。對此,孫教授認為,短時間內,勞動力過剩問題難以解決,加大監察力度是目前惟一的辦法。由于沒有正規合同登記在案,加上很多勞動者不懂或不敢舉報,勞動監察部門往往無從知曉侵害勞動者權益的事,難以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法律有“不告不究”的說法,但目前勞動者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政府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則應該改被動為主動,建立“民不告,官也究”的勞動監察制度。
法苑點評
事實上,勞動者舉報很多,但是勞動監察部門人手有限,根本無法一一顧及。真正解決問題要靠制度的完善,而不是靠行政人員的主動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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