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與經濟學

本文認為,經濟學作為實證科學,離不開經濟史的實證檢驗,經濟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對經濟理論的不斷證實與證偽,推動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史學也離不開作為方法論的經濟學理論為指導。本文指出,經濟學和經濟史學都面臨范式創新的任務,而要實現這兩個學科的范式創新有必要恢復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相互結合的傳統。
關鍵詞:經濟史 證實 證偽
高德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經濟學博士(北京,100872)

本文試圖從方法論角度探討經濟史與經濟學的關系。近幾年來,由于經濟學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嚴峻,方法論問題開始受到部分學者的注意。然而,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僅僅集中在經濟理論本身,仍忽視對經濟史的關注。令人遺憾的是,一貫自詡為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不愿進一步接受歷史經驗的檢驗;同樣地,經濟史學也陷入了自我論證的怪圈,不僅忽視了經濟史學的任務,更沒有接受經濟學的新理論和新方法。目前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的現狀,很不利于經濟學這兩個分支學科的發展和創新。任何一門學科,一旦形成比較固定的范式,就會陷入自我維護的誤區,力求自己內核的堅硬和保護帶的鞏固,很難實現進一步的創新,而要實現創新,就只能求助于“邊緣的突破”。
一、 經濟史與經濟學的實證方法
　　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但經濟史與經濟學并不是相互包含或溶為一體,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論，所以說,經濟史又是與經濟學相互獨立并平行的分支學科。經濟史與經濟學說史不同,經濟學說史是經濟學本身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它是經濟學的流,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
　　在科學哲學意義上,經濟學的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認為,任何科學或理論都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任何理論的假設或命題,都必須接受經驗事實的檢驗,只有經驗事實才能證明知識的正確性。這種方法的本質,簡單說就是用經驗和事實說話。而直接用經驗和事實說話,正是經濟史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優勢。
　　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實證工具,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第一,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或事實是大量的;第二,經濟史所提供的經驗事實比經濟學家所感知的現實經濟世界要可*得多;第三,經濟學家可以利用經濟史提供的經驗世界,對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進行“試錯”式研究;第四,經濟史世界最適于經濟學“溯因法”研究。
　　科學研究離不開假說，一種假說是所謂“解釋性假設”:即建立一個假說或理論,用來解釋經驗和歷史,即闡釋歷史。但經濟學假說是從大量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來的“公理性”假說,經濟學從這個假說出發,對經驗和現實進行推理性研究。從根本上講,經濟學的任何假設和命題,都必然來源于經驗和事實，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完全從經驗和事實的歸納開始,已有的理論成就,具體說就是符合經驗事實的假設,同樣是經濟理論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然而,本來作為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的經濟學,一旦以假設作為研究起點,就有可能走進形而上學誤區,即經濟理論的驗證,不是依賴于理論對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是依賴于自身邏輯的嚴密性。所以,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于假設的正確與否。一種源于事實的科學假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會對經濟學研究起主導作用,例如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任何一種假說或一種假設失去其實證正確性以后,如果不對其進行修改,就會導致整個經濟理論大廈的傾斜。
　　目前,新古典經濟學正面臨這種尷尬和挑戰。英國研究方法論的經濟學家布勞格,一方面認為新古典主義是把真實的正確前提或假說作為基礎的學科,另一方面批評新古典主義未能將實證原則貫徹始終。他指出:“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弱點在于不愿使它所產生的一些理論包含一種可以明顯地被駁倒的結論,隨后又普遍地不愿把這種結論同事實相對照"。美國經濟學家艾克納,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從一開始就養成“一種幾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繹推理的偏好”，過分強調完全公式化理論體系的發展,而缺乏足夠的行為假設和前提條件等的經驗基礎。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思進一步從兩個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提出批評:一方面,新古典經濟理論沒有時間概念,它所研究的是某一時點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沒有交易費用概念,沒有制度分析。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歷史感。
　　與經濟理論相比,經濟史就如常綠的生命之樹，理論既可能被證實也可能被證偽,然而為經濟理論提供經驗和事實的經濟史,作為實證工具,具有史實意義上的客觀性，不僅如此,當一項假設被經驗證偽后,理論還需要一種新的假設,而這種新的假設仍必須從經驗和事實中產生。所以,經濟史將繼續成為經濟學理論更新假設的來源。
二、 證實方法與證偽方法
　　不論證實還是證偽,都是經濟學發展的形式，經濟學要不斷發展,就必須始終保持一個開放體系,這種開放也包括對經濟史的開放,就是要不斷接受經濟史經驗與事實的證實與證偽。在經濟學發展的常態階段,經濟史不斷為經濟理論提供實證材料,支持經濟理論的各個假設和命題,使經濟理論不斷完善和發展。然而,證實的方法,只能導致經濟科學在量上的積累,而不能導致質上的革命，不僅如此,當經濟學形成固定范式以后,還會出現排斥新理論、新方法的保守傾向。這個時期,經濟科學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創新和革命，經濟學創新任務的提出,是由于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現有理論所不能解釋的現象。然而,這種情況還不足以推翻現有經濟理論,所以經濟學可以求助于經濟史。
　　在19世紀的經濟學領域, 證實主義方法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證偽主義被引進經濟學,從而證偽主義開始主導經濟學發展,導致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創新和革命。例如,壟斷競爭理論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都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長期被認為不可動搖的定理進行證偽而實現的。新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也通過證偽方法實現了創新和發展。
　　經濟學方法的證偽主義出現,一方面是受了科學哲學中證偽主義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是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受到現實經濟的挑戰,導致原有信條的危機。此外,經濟學的證偽之風,還來自經濟史學的進展。例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主要通過各種物質要素的變化來說明生產率的變化和經濟增長,而未考慮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在技術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但美國經濟史學家諾思,通過對16--18世紀國際貿易史的研究考察,證明在這個期間,航海技術并沒有發生變化,但世界貿易量卻大大增長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貿易體制更為合理,運輸航線更加安全,從而降低了海洋運輸成本,最終使得海洋運輸生產率大大提高。諾思的貢獻不僅在于證實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命題,而且是對古典增長理論的一次重大證偽。
　　經濟史中的證實方法與證偽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從科學哲學角度講,不論是證實還是證偽,本質上都是實證主義,都是為理論假說提供實證材料,其作用都是推進理論上的進展和創新。所以,對兩種實證方法要辯證地理解和運用。
三、經濟史研究中的假設方法和理論工具
　　不論是經濟學還是經濟史學,都不可能改變經濟史的客觀性，但經濟史的任務并不是簡單地敘述史實,史實本身并不是史學,而僅僅是史學的原料,就如磚瓦沙石對于高樓大廈,僅僅是建筑材料而已。所以說,任何史家都是用一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透視歷史,理解歷史,解釋歷史。英國歷史哲學家沃爾什認為,歷史并不單純是歷史材料和歷史數據的函數。就是說,史學家總是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下進行歷史探究的,如果沒有某種指導思想,就只剩下一堆支離破碎的零亂史實,而史實并不是史學,而只是史料而已。
　　經濟史研究重在求證,也不可偏廢推理,這是因為人不能盡知天下事,必須推理以求之。經濟學理論對于經濟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決定著用什么觀點考察經濟的歷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闡釋經濟的歷史，用一定的經濟學觀點和方法研究經濟史,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假設問題。前提假設是科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經濟史學也不例外。
　　作為經濟史學,前提假設一方面來源于歷史學家和經濟史家的哲學見解,另一方面直接來源于經濟學理論。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是“經濟人”假設。歷史哲學也認為,歷史學家是根據“人性中的可能”來判斷過去的歷史,歷史學中的普遍命題和假設都來源于歷史學家對人性所作的基本判斷，但不同的是,在經濟學中“經濟人”被認為是萬古不變的普遍人性,而歷史學中的人性假設,卻不是一個不變的常數,而是“以最顯著的方式隨著每一個時代而在變化著”的。這種觀點事實上要比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客觀得多，產生這種區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無歷史感。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將他們所考察的經濟世界,看作永恒不變的世界,因而人的本性及其行為也是不變的。但作為經濟史學,它考察的是一個變化著的經濟世界,人性假設也不可能永恒不變，如果經濟史也如同經濟學一樣,從不變的人性出發,就不可能區別不同的歷史時代。所以,從經濟學提供的前提假設出發研究經濟史,絕不是要從這種假設反推出一個符合經濟理論的經濟史,正如我們不能從“義利論”還原出一個“君子國”一樣。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史研究中,有一種“反事實假設”方法。這種方法是由美國經濟史學家福格爾首創的。一般的經濟史教科書都斷言,美國19世紀經濟增長與鐵路密切相關，就是說,如果沒有鐵路,美國經濟增長就不會有那么快。福格爾提出一個“假如沒有鐵路”的假設,對19世紀的美國經濟史進行計量研究,他的最后結論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189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也不會比實際產值低3%以上。這種假設可謂是一種“大膽假設”,但這種假設并不是作為經濟史研究前提的假設,而是一種“描述性假設”,與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的實證方法并不直接相關。盡管如此,美國主流經濟史學也不贊成這種“反事實假設”,認為這種方法用于分析歷史的長期變化,“會歪曲歷史變革的復雜性”。
四、經濟史學的范式及其創新
　　經濟史學作為獨立的學科,也應有自己的獨立范式，但是,經濟史學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的邊緣學科,其范式必然介于兩者之間,既有經濟學范式的特點,又帶有史學范式的特點，但經濟史屬于經濟學而不屬于史學,它與史學的共同點僅僅在于考察對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疊,敘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時序性,以及用史料說話,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觀點和方法,特別是采用的理論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經濟學的。就西方經濟史學來講,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熊比特的創新理論等等,都成為經濟史學有別于歷史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
　　但就中國的經濟史學來講,基本還是以史學范式為主導,目前的經濟史家大多還沒有習慣于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一方面是由于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出身于史學界,所接受的經濟學訓練比較少,在他們的頭腦中還較少經濟思維;另一方面,也由于經濟學家大多不屑于經濟史研究,忽視了經濟史對于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作用,所以,還沒有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經濟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沒有實現與歷史學的良好結合,因而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史學范式。
　　對于經濟史,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經濟史是“經濟的歷史”,僅僅是歷史中的經濟部分,是用歷史學方法研究歷史中的經濟問題,經濟史不過是歷史學科“類”中的一個“種”;而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只是要“按時序解釋經濟結構及其實績”,即從時間上解釋經濟結構和實績的演變, 是用經濟學方法來理解和闡釋的歷史。所以,經濟史作為經濟學的部分,其范式應該與經濟學范式更接近。換言之,經濟史學研究,一方面要依*史實說話,但另一方面如何整理史料,如何用史實說話,卻要依*經濟學提供的觀點和方法。現代史學方法論認為,史料總是有限的,僅僅依*史料作不出真正的歷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對歷史的過程進行分析和闡釋。這種史學方法論,與經濟史學方法論是一致的。所以,經濟史學范式革命的任務,就是采用經濟學的信念、觀點和方法,以及經濟理論模式,實現經濟史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
　　要建立或重建經濟史學范式,首先,必須在世界觀層面上明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統治地位,并作為經濟史家具有的共同信念;其次,明確經濟史學的任務,即為經濟理論提供證實與證偽,包括提供更多更可*的經驗事實,證實或修正經濟學的假設和命題,并在歷史經驗基礎上為經濟學提供更新、更可*的假設和命題;第三,堅持以經濟史實為實證依據,以經濟學理論為邏輯出發點的分析方法,特別強調經濟史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第四,采用共同的經濟史語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礎上形成經濟史家的共同研究與合作群體,以及為追求科學而爭論的各個經濟史學派。
　　可見,經濟史的范式革命取決于經濟學的范式革命。但另一方面,經濟史的范式革命并不完全依賴于經濟學的范式革命,相反,經濟史的范式革命也有助于經濟學的范式革命。目前,許多學者都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的問題,就是脫離實際經濟生活,走入一個盡善盡美的邏輯世界,甚至走進一個數學模型構成的公式化世界而不能自拔。從根本上說,就是背離了原有的實證傳統而走向了反面,西方經濟學出現了范式危機，然而,主流經濟學范式革命至今仍未使原有范式被新的范式取代。這一方面是由于主流經濟學范式仍是開放的,可以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合理成分,通過不斷的證實與證偽來實現理論體系的創新;但另一方面,還在于能夠徹底推翻主流經濟學基本假設和主要命題的證偽性經驗事實的不足。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李嘉圖傳統,建立了一個及其嚴密的邏輯世界,而這個邏輯世界不可能用同樣的邏輯武器去擊破,而只能用事實證偽。所以,經濟史的范式革命可能成為經濟學范式革命一個重要環節,并為經濟學范式革命做出貢獻。
　　從本質上講,經濟史與經濟學都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這是兩個學科相互結合和相互提供方法論的基礎。事實上,經濟學與經濟史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優良傳統。遺憾的是,這個傳統到李嘉圖中斷了,不少經濟學家帶著“李嘉圖惡習”,逐漸背離了實證主義,陷入從邏輯到邏輯的循環論證;另一方面,經濟史也脫離了經濟學的分析傳統。這就使兩個學科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越離越遠“。這種經濟史與經濟學分離的狀況應該得到改變,這種改變有助于經濟學和經濟史的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