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來利科哲學遺產意義的問題不時涌塞心間，實須再寫若干長文來續陳未盡之意。這些待寫的文章將是從各種不同角度、針對各種不同對象及其觀點而作；首先是針對西方主流觀點。這將涉及當今世界“哲學”究為何物這樣的根本問題，對此十年來我不時須反復質詢于西方哲學主流。筆者明天即將遠行。在我為芬蘭“符號學全球化”大會準備的論文中，中心的議題即為哲學和符號學的關系。討論中我必引利科哲學為例(對我來說解釋學和符號學是密切相通的)，以之切入主題：哲學與人文科學理論的關系問題。利科的跨學科理論傾向，使其畢生哲學進入到了西方哲學認識論旋渦的中心。雖然努力維持住哲學本位立場，利科另一方面卻能夠認真地迎接各種非哲學根源的人文理論之“挑戰”。但是在這篇短文中，我卻要談一下利科哲學對于中國未來學術發展的意義問題。不知我們注意到沒有，利科的“文史哲藝”綜合學術是全部朝向理論思維的，而二十世紀由“兩岸四地”公認的中國人文學術主流形態，則是“準考據學方向(泛資料學方向)”的(不論海內外，不論文史哲)？西方學術主流是理論性的，中國學術主流是非理論性的。為什么會如此？為什么應該如此？如果我們對了，那就是西方錯了。當然世故的國師們會說：讓他們去搞理論，讓我們來稿歷史，以便各以民族文化的強項來分執中西學術之牛耳。(80年代初時就有華裔史學家建議在美應搞“干嘉考據”等民族性強項，以便在美國學界可不輸于西人) 如果中國當世學者不治現代理論，只是熱衷于延續“國故”史料學，中國文明未來會是一個什么樣子？請大家想一下，如果海內外一致公認的現代時期文史哲大師們竟處于這樣一種狀態：哲學家讀不懂利科哲學理論，史學家讀不懂利科歷史理論，文學理論家讀不懂利科文學理論，其含義究竟為何？利科學術生涯已經超過50年了，不是什么標新立異之學。中國學者對利科理論話語的隔膜，反映了對戰后西方人文科學發展的巨大間距，從而表明我們的理論主流是與西方理論主流之間沒有溝通關系的。這一事實卻直接相關于中國未來學術和文化的發展方向。利科學術對于我們是一面鏡子，可用于讓我們趁此時機徹底反省一下中國學術的 結構和性質。 1983年我所寫的“保羅利科”一文發表了。1981年完稿時我推測，該文和另一篇解釋學文章“迦達默爾”將引起國內外人文學界的強烈興趣。同時我竟不期然中突然覺察，在此之前并沒有海內外其他中國學者能夠在此水準上理解和論述利科哲學，雖然一些海內外學界名流本其一貫勢利加世故，決不會公開承認受益于此文，特別是那些在美國有學位或港臺出身者(他們總是要和大陸出身者比較高低，不肯平等相待。我將以后再撰文談談當初引介解釋學到中國來時的前因后果)。我在回顧利科哲學時如此提到個人經歷，非為自我表功，而是為了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文化背景。利科解釋學相當于一面時代學術之鏡，可折射出人文科學整體的現狀，并列示出思想危機中隱伏的問題所在。當今之世，有效的發現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嚴肅問題，就是一種重大的學術貢獻。反觀中土權威學人，時代理論性問題似乎是與他們無關的。中國學術如果不面對時代理論核心，而僅只關心如何“復興古代輝煌”，我們就算是選擇了自愿退出地球村上思想理論競爭的事業了。 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在現代思想和理論的層次上發展其新文化，產生其有世界規模吸引力的精神作品，這個民族的世界成就必然是有限的。今日人文學理認知乃人類全體任務，怎能以只占人類總信息量一小部分的“國學”為足？如果這樣，我們中土當今之“士”是不是也太沒出息了？表面上的尊祖恰成為實質上的背祖。在這里談及利科學術遺產的意義，實涉及西學理論及中西學術關系問題的各個方面。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本處于一個過渡時期，從兩千年傳統時代驟落入現代環境，大家都在學習補課階段。如此忙于在傳統學術實踐中“封圣”自得，反映了我們什么樣的“讀書人”器度？我們這些被封圣的現代圣賢們卻又紛紛讀不通現代理論，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難道中國學者只能成為會賞鑒“文本類古玩”(舊籍)而不知如何探索科學因果真理的大師們么？ 利科象一面“鏡子”折射出人文學術理論世界的局勢和危機。利科求全求新傾向被一些學者視為欠缺獨創性，但利科的重要意義恰在于此。利科決非好高騖遠、標新立異之輩，之所以于衰暮之年“勇于”向新，乃本“知不可為而為之”之義，盡其在我而已。在特定的問題上一些杰出分析哲學家會表現出更多的“獨創性”，但他們中間極少有人能具備如此全局性視野。1981年秋自西安參加現代外國哲學研討會后，益知中國哲學界的“帶頭人”的知識能力均受限于其文革前教育體系。于是決意在次年預定出國前搶譯出利科為聯合國教科文叢書繪制的這份現代哲學地形圖<哲學主要趨向>，以為青年學生提供一份有關今日哲學之范圍、問題和相互關系的有用引導。我當時雖然不可能被安排走上會議講臺，卻可以通過著譯直接在社會上傳布真知。我譯書一向只能尊奉信達原則，遺憾不能及“雅”(如果為了“雅”，工作時間可能加倍，這個時間不如用于其它方面。因為翻譯不是要為譯者樹碑立傳，而是為了客觀傳達原作的真知灼見)。故翻譯文字多半一筆落定，在稿紙上略加潤色而已。<哲學主要趨向>為報告類文字，廣而不專，較易處理。走前倉促之際，為了趕完其中占全書五分之四正文部分的翻譯工作，每日完成的定稿翻譯量常近萬字，這樣終于在出國前趕譯完畢。此書的價值在于提供了一份比當代一切哲學概論類書籍更“完備”的哲學學術地形圖。這正是當時中國哲學界和人文理論界所最急需的。同時我也通過翻譯利科繪制的這份地形圖重繪了我自己的“哲學地形圖”(請參照我為該書中譯本新舊版所寫前言)。當我到了美國后卻發現美國哲學同行大多數不知此書(羅蒂即不知此書)。他們不知道，這份“報告‘的價值正在于其全局性視野或學術關系結構的論述。 羅蒂當時是我在普大的訪問邀請人，我是通過王浩認識他的。王浩以其分析哲學出身而對分析哲學的狹隘性頗多批評。其人性情直率，改革開放后率先把長期禁忌中的現代美國哲學帶到中國來。作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王浩先生對我在哲學上如此持有己見，最初有所不悅(也因為一件具體的誤會，將來我會在回憶和王浩交往的文章中再論)，但對我談到他并不熟悉的利科哲學時卻十分有興趣，有一次并要我陪他一起到學校圖書館查找<哲學主要趨向>這本書。但是這本書的意義并非分析哲學人士能夠欣賞的，因為其主旨是處理哲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理論的關系問題。而分析哲學家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那時我在普大和哥大的哲學交往中，第一話題就是解釋學，第一哲人就是利科。但是我發現利科在這兩處作為分析哲學重鎮的系所中并無多大影響，他們熟悉的當代歐陸哲學首為薩特(如丹托)，其次為海德格(如羅蒂)。利科的全局觀和我通過符號學所涉及的另外一種全局觀是和美國哲學的專業化傾向相當不同的。至于那里的漢學界，既不重視西方理論，更不了解利科解釋學，也談不上顧及中西理論交流的方法論問題。利科哲學思想雖然仍然持哲學本位，但已具有哲學家中最廣泛的跨學科觀點，也就是在理論層次上注意到“貫通”文史哲藝各域的必要。而且利科從一開始就是將哲學和歷史這兩個不同精神世界并置于其視野的。這就是為什么正是利科主持了后來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討論會，從而成為把結構主義 “帶進”哲學界 的哲 學家。哲學事業是由專家和通才共同組成的。和十八，十九世紀不同，二十世紀不僅自然科學已全面“翻新”，又出現了全新的社會科學系統。傳統上哲學就是“通學”，但如今哲學學科已難對人類知識進行全面貫通的工作了。除此之外，百年來又形成了現代的人文科學。社會人文知識的信息量今已超出古典時代百倍，然而專科學者對此現已大變的學術世界往往有視無睹，樂于以專科之不變應全局之大變。今日西方絕大多數哲學家們或是安于本專業規范和程序的技術型學者，或是詩化修辭學式的暢想家。利科在存在主義夸夸其談時代勇于投入學術思想研究的各個領域，把復雜多面的人文理論問題逐一梳理，其哲學探索不安于技術性之深，而安于“義理性”之當。利科所涉及的存在哲學，心理哲學，語言哲學，精神分析學，歷史理論，文學理論等等知識領域都是今日治中西哲學者和治中西人文科學各科理論者所均應了解的。利科的解釋學即人文科學各科理論關系學。今日“解釋學”(詮釋學)已成為人人熟悉的一個名詞，而又有多少人鉆研其確義呢？至于那些在國學傳統中尋找所謂中國解釋學根源者，不過是玩弄換名游戲而已(有許多學者占據地位后就以為可以和必須無所不談，以示弘通，卻并無用功之決意)。利科及其學術不是供我們借機炫示博學和附庸風雅的手段，而是供我們深刻反省和努力向學的機會。盡管政治立場不同，今日各地華人公認的人文學術權威們，多為讀不懂利科及其它相關西學論著的“國學大師”，此一現象意味著什么呢？僅僅是分工不同么？歷史學不朝向理論認知算是成熟學術么？哲學理論和文學理論亦然。王國維早言學術不分中西，只論真偽。如是，利科及其它現代西方理論難道不是揚言走向世界的中國人文學者所須研讀的么？如果權威們只考慮用漢字漢學的特殊性到世界上去弘揚其“五千年”的博大精深，利科理論對他們不過是聊供點綴之具而已。但是利科解釋學的確也是與我們東方人文學術有關的，在此領域我們先得作學生，即誠實地尊從孔子之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師；以及，最重要的，君子以不知為恥。利科學術對我們中土學人的意義是：將視野擴及全世界學術，努力學習全世界的知識，特別是理論層次的知識，然后再努力于實現中西學術的融合會通。努力程度和學習時間長短，人人相同，所不同者是知識結構的選擇安排。個人如此，民族亦如此。但愿利科解釋學的遺產可成為我們從戰略性高度檢討民族學術理論方向的一個新契機。 2005年6月7日于歐行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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