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說話家數(shù)考辨
http://www.dcyhziu.cn 2007/5/24 源自:中華職工學習網(wǎng)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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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作為一門伎藝，歷史悠久；其發(fā)展壯大，蔚成大觀，則在宋代。宋朝都市經(jīng)濟的繁榮，為說話業(yè)的勃興，奠定了堅實的經(jīng)濟及市場基礎。而由于說話業(yè)在說唱藝術流變史上以及在白話短篇小說發(fā)生階段，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關于說話藝術的研究，理所當然的成為文學史乃至藝術史研究中一個不容輕忽又十分熱門的課題。
在對說話藝術的研究中，關于宋元說話的家數(shù)，始終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擾和撓頭的問題，于此可謂言人人殊、聚訟紛紜、歧見叢出。諸多前輩名家如王國維、魯迅、胡懷琛、孫楷第、譚正璧、趙景深、陳汝衡、李嘯倉、嚴敦易、胡士瑩等，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先后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發(fā)表了各自獨到的意見。這一方面表明該問題的重要，另方面也反映了問題本身的復雜。在諸家互有出入的分類劃分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特征：恪守四家之說，絕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說、講史兩家，在另外兩家的指認上，才出現(xiàn)了各各不同的說法。綜合各家，被列入說話家數(shù)者，計約有：1、小說（銀字兒），2、講史書（說史），3、說經(jīng)，4、說參請，5、合生，6、說經(jīng)渾經(jīng)，7、商謎（說渾話？），8、說鐵騎兒，9、說渾話。
產生歧見紛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對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為了便于分析解決問題，這里還得從有關說話家數(shù)的原始記載說起。
最早涉及到說話家數(shù)的，當推成書于南宋高宗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該書卷五《京瓦伎藝》條談到北宋京都開封的瓦肆中伎藝，開列出講史、小說、諸宮調、商謎、合生、說渾話等伎藝門類并其藝人名號。而最早明確提到說話有四家的，則是成書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其《瓦舍眾伎》條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fā)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jīng)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之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圣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其后，有宋遺民錢塘吳自牧作于“甲戌歲中秋日”的《夢粱錄》，該書卷二十《小說講經(jīng)史》條亦承耐得翁說，重提“說話四家”，云：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shù)，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fā)發(fā)參蹤之事，有譚談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講經(jīng)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渾經(jīng)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案：此處漏“合生”兩字）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后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走智……，正猜，……，下套……，貼套……，橫下……，問因……，調爽……。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恰，厥名傳久矣。
所謂“說話家數(shù)”問題，所依據(jù)的主要材料，也即如上所舉。其他，抄本《說郛》卷三收《古杭夢游錄》雖也載及“說話有四家”，無非是《都城紀勝》的刪略抄錄，就http://lunwen.cnknow.cn/qt/index.html'>文獻意義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價值。
從以上引錄資料看，最先提出“說話四家”的《都城紀勝》，于“一者小說”后，并未進一步列出二者、三者、四者為何，繼之卻是“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jīng)”、“說參請”、“講史書”諸項，又開列“合生”、“商謎”兩家于其后，如果說它們都與“說小說”分庭抗禮，那么說話就不止為四家，而應是八家。承襲其說的《夢粱錄》，或許已經(jīng)意識到耐得翁在表述上的混亂，其“小說講經(jīng)史”，實際上也就是以小說、講經(jīng)、講史三家立目；它雖也稱說話有四家，卻干脆略去其“一者”，并在開列各家后，列舉其藝人名號。然而，依照這種體例看，吳自牧列出的說話家數(shù)仍然不是四家，僅有小說、說經(jīng)說參請說渾經(jīng)、講史書三家，如果再添上未列藝人名號的合生、商謎，則是五家。正由于兩條資料在表述上缺乏周密的邏輯性，記載上比較隨意，甚至模棱兩可，含糊其辭，加之刊印舛訛，致使后世研究者因不同的解讀，在對“四家”究竟包括了哪四家的具體指認上，有了各執(zhí)一詞的看法。
說話家數(shù)標志著宋元說話藝術的成熟，反映了其作為一種伎藝的繁盛狀況，進一步作出明確的探討，意義匪淺。在我看來，要解決宋元說話家數(shù)問題，首當其沖要澄清兩個問題：
一、明確“說話”的定義及內涵。
“說話”一詞，包含“說”、“話”兩項內容，這一點并無異議。但“話”，卻非如人們慣常理解的那樣為“故事”，而應該是“腳本”（案：這里所謂“話本”，是就宋人稱法而言，明以后“話本”的蘊涵，已與宋人有了差別，因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不贅）。這在資料中可以得到證明。《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中說：“弄懸絲傀儡、仗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后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邪者與之丑貌，蓋亦寓褒貶于市俗之眼戲也。”又《夢粱錄·百戲伎藝》中說：“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不同的伎藝都有人為其編寫話本，《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說：“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球，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就連凈發(fā)社梳剃行，也有專門的話本，如現(xiàn)存于續(xù)印《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二五的《凈發(fā)須知》（參鄧子勉《〈凈發(fā)須知〉、凈發(fā)社及其他》，《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2期），卷下即明標“大元新話”。話本分上、中、下三卷，字數(shù)達一萬三千四百余言。瓦舍眾伎雖各有話本，但利用的形式卻有不同。如雜劇、傀儡等訴諸表演，據(jù)話本演出；說話則為訴諸于口舌，用嘴講說，“試開戛玉敲金口，說與東西南北人”，“講論只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羅燁《新編醉翁談錄》卷一《舌耕敘引》）。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三章《宋之小說雜戲》中說：“小說但以口演，傀儡影戲，則為其形象矣。”
“說話”與其他伎藝的第一個區(qū)別，也即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在于“說”，說、談、講、論、言，皆此義也。不僅散說，也包括唱曲。前者主要指講史平話，后者則有謂之銀字兒的說小說等等。而說話，意即講說話本，據(jù)腳本說唱敷演，更直白點講，便是說書。如孫楷第《說話考》中說：“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記當時伎藝有‘說話’。以故事敷演說唱，即后來之‘說書’。曰‘說話’，曰‘說書’，古今名稱不同，其事一也。”（《滄州集》卷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說話與其他伎藝第二個區(qū)別，則是藝人們以說話為謀生手段，非同消息、說藥等科，雖也演說，其目的在梳剃、賣藥，說唱乃為了招攬顧客，利于促銷。
二、說話是否僅有四家？
對所謂說話四家，研究者也每生疑竇，甚至對有否四家，也提出過質疑，如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四章《說話的家數(shù)》中指出：“總觀以上諸說，四家之內意見一致的是小說、講史和說經(jīng)三家，其余的如說參請、說渾經(jīng)、說公案、說鐵騎兒、說渾話等都有問題。究竟哪些算做一家，哪些算做另一家，恐怕在當時就沒有一定的說法，或同時有幾種說法。但耐得翁提出四家之說，必然有他的現(xiàn)實根據(jù)。”胡先生雖然接受了四家之說，但于小說、講史、說經(jīng)以外的第四家，卻不那么堅信，而認為當時恐怕“就沒有一定的說法”。而蕭相愷先生《宋元小說史》則堅定地認為：“其實，‘說話有四家’之說，不過是耐得翁、吳自牧的一己看法，是他們對當時‘說話’的粗略分類，耐得翁的記載含混不清，反映他自己對所謂‘四家’之說尚在猶豫之中，并非不遵循不可的科學法則。”基于此，蕭先生提出說話三家說。（參蕭著《宋元小說史》上編第二章第三節(jié)《“說話”的家數(shù)體制及其對后世小說的影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說研究》也提出近似看法：“說話有四家可能只是耐得翁的一家之言，未必是當時公認的說話。”但程先生最后又采取了折中的態(tài)度，說：“如果一定要找出第四家的話，那么合生一家還是比較有資格的。”這樣，在小說、說經(jīng)、講史之外，程毅中先生補足了第四家合生一科。（參程著《宋元小說研究》第八章第二節(jié)《南宋金元說話的昌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如上所述，最早涉及到說話家數(shù)的，是孟元老編著的《東京夢華錄》，該書卷五《京瓦伎藝》條說：
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ｚàｏ＠①、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百丑，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渾話；……外入孫山，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
《夢華錄》成書較《都城紀勝》早八十八年，孟元老雖未曾提出說話四家，但他已經(jīng)明確標出講史、小說、商謎、合生、說渾話、說三分、講五代史，這分明指的就是說話家數(shù)，并且，就這里所開列，已經(jīng)超出四家。而八十八年后，到灌圃耐得翁，說話業(yè)益趨繁盛，在《都城紀勝》對說話的著錄中，不僅含括了《夢華錄》中提及的小說、講史、合生、商謎，更多出說經(jīng)、說參請諸項，暫不論其著錄是否完備，僅此，所謂“四家”說，就已經(jīng)難以包容。鄙見以為，原耐得翁所謂“說話四家”初衷，或者不過是要舉出說話業(yè)中之犖犖大端，并非謂說話僅只四家；而其“一者小說”之“一者”，亦非序數(shù)的“第一”之義，當意指“其中之一”。至于其后吳自牧《夢粱錄》所謂說話四家數(shù)，顯系步趨并誤解了耐得翁的原意，自然不足為據(jù)。正因為說話的家數(shù)并無定說，所以不僅《夢華錄》未標明其具體數(shù)字，在談及或著錄說話藝術的《西湖老人繁勝錄》、周密《武林舊事》、羅燁《新編醉翁談錄》等http://lunwen.cnknow.cn/qt/index.html'>文獻中，也均無說話僅只四家的說法。
竊以為，研究界關于說話家數(shù)的約十種看法，都存在其合理的方面。而所以會出現(xiàn)這諸多的指認，正說明說話不止四家，而是多家存在。在他們頗見分歧的分類立目中，事實上，不少科目，它們本身正是說話藝術中卓然獨立的一枝，也即獨立的家數(shù)。
根據(jù)以上我們對“說話”一詞的理解，結合文獻記載及著錄，我認為在小說（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說鐵騎兒）、講史、說經(jīng)說參請說渾經(jīng)三家以外，另有如下一些家數(shù)：
4、說三分。見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說話各家，說三分與講史分列，說三分藝人霍四究也不在講史藝人名錄，這說明說三分已經(jīng)能夠與講史分庭抗禮，獨成一家。
5、說五代史。藝人尹常賣，見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元宵》條在歌舞百戲中也有“尹常賣，五代史”，說同上。
6、合生。《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單列“吳八兒，合生”；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列“合笙”一科；《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于“說話有四家……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后，接“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西湖老人繁勝錄·瓦肆》列“勾欄合生，雙秀才”；《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合笙：雙秀才”。
7、商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毛詳、霍百丑，商謎”；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條百戲中列“商謎”一科；《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于合生后列“商謎”；《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背商謎，胡六郎”；《夢梁錄·小說講經(jīng)史》列“商謎”一科；《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商謎”及藝人名號共十三家。
8、說渾話。《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張山人，說渾話”；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條列“說渾話”科；《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說渾話，蠻張四郎”；《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說渾話”及藝人“蠻張四郎”。
9、諸宮調。《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載“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西湖老人繁勝錄》列“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夢粱錄·*樂》載：“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諸宮調”并其藝人名號四家。諸宮調以歷史、靈怪、傳奇故事為題材，敘事說唱，在勾欄演出，應當為說書又一家。
10、唱賺、覆賺。《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載：“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中興后，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夢粱錄·*樂》也載“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后只有兩腔迎互循環(huán)，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jié)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竇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窗、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唱賺”及其藝人名號二十二家。
11、彈唱因緣。《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彈唱因緣”并藝人名號十一家。
此外，如敘事鼓子詞等，亦宋代民間說書形式，恐怕也應該算作宋人說話家族中的獨立成員之一。
總之，對宋人說話家數(shù)的探討，應該以事實為依據(jù)，既不能為了強調宋代說話業(yè)的繁盛，作不符合實際的夸大；也不可因舊籍中有那么一兩句隨意性的記載，便捆綁住了我們的手腳。看來，要真實地還原宋人說話家數(shù)的原貌，就必須從耐得翁那含糊其辭不負責任的“說話四家”中掙脫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看清楚那些事實上分明存在著的說話門類，從而對說話藝術作出更科學更精確的判斷評價。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忄加造
在對說話藝術的研究中，關于宋元說話的家數(shù)，始終是一個令人感到困擾和撓頭的問題，于此可謂言人人殊、聚訟紛紜、歧見叢出。諸多前輩名家如王國維、魯迅、胡懷琛、孫楷第、譚正璧、趙景深、陳汝衡、李嘯倉、嚴敦易、胡士瑩等，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先后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發(fā)表了各自獨到的意見。這一方面表明該問題的重要，另方面也反映了問題本身的復雜。在諸家互有出入的分類劃分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特征：恪守四家之說，絕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說、講史兩家，在另外兩家的指認上，才出現(xiàn)了各各不同的說法。綜合各家，被列入說話家數(shù)者，計約有：1、小說（銀字兒），2、講史書（說史），3、說經(jīng)，4、說參請，5、合生，6、說經(jīng)渾經(jīng)，7、商謎（說渾話？），8、說鐵騎兒，9、說渾話。
產生歧見紛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對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為了便于分析解決問題，這里還得從有關說話家數(shù)的原始記載說起。
最早涉及到說話家數(shù)的，當推成書于南宋高宗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該書卷五《京瓦伎藝》條談到北宋京都開封的瓦肆中伎藝，開列出講史、小說、諸宮調、商謎、合生、說渾話等伎藝門類并其藝人名號。而最早明確提到說話有四家的，則是成書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其《瓦舍眾伎》條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fā)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jīng)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之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圣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其后，有宋遺民錢塘吳自牧作于“甲戌歲中秋日”的《夢粱錄》，該書卷二十《小說講經(jīng)史》條亦承耐得翁說，重提“說話四家”，云：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shù)，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fā)發(fā)參蹤之事，有譚談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講經(jīng)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渾經(jīng)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案：此處漏“合生”兩字）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后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走智……，正猜，……，下套……，貼套……，橫下……，問因……，調爽……。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恰，厥名傳久矣。
所謂“說話家數(shù)”問題，所依據(jù)的主要材料，也即如上所舉。其他，抄本《說郛》卷三收《古杭夢游錄》雖也載及“說話有四家”，無非是《都城紀勝》的刪略抄錄，就http://lunwen.cnknow.cn/qt/index.html'>文獻意義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價值。
從以上引錄資料看，最先提出“說話四家”的《都城紀勝》，于“一者小說”后，并未進一步列出二者、三者、四者為何，繼之卻是“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jīng)”、“說參請”、“講史書”諸項，又開列“合生”、“商謎”兩家于其后，如果說它們都與“說小說”分庭抗禮，那么說話就不止為四家，而應是八家。承襲其說的《夢粱錄》，或許已經(jīng)意識到耐得翁在表述上的混亂，其“小說講經(jīng)史”，實際上也就是以小說、講經(jīng)、講史三家立目；它雖也稱說話有四家，卻干脆略去其“一者”，并在開列各家后，列舉其藝人名號。然而，依照這種體例看，吳自牧列出的說話家數(shù)仍然不是四家，僅有小說、說經(jīng)說參請說渾經(jīng)、講史書三家，如果再添上未列藝人名號的合生、商謎，則是五家。正由于兩條資料在表述上缺乏周密的邏輯性，記載上比較隨意，甚至模棱兩可，含糊其辭，加之刊印舛訛，致使后世研究者因不同的解讀，在對“四家”究竟包括了哪四家的具體指認上，有了各執(zhí)一詞的看法。
說話家數(shù)標志著宋元說話藝術的成熟，反映了其作為一種伎藝的繁盛狀況，進一步作出明確的探討，意義匪淺。在我看來，要解決宋元說話家數(shù)問題，首當其沖要澄清兩個問題：
一、明確“說話”的定義及內涵。
“說話”一詞，包含“說”、“話”兩項內容，這一點并無異議。但“話”，卻非如人們慣常理解的那樣為“故事”，而應該是“腳本”（案：這里所謂“話本”，是就宋人稱法而言，明以后“話本”的蘊涵，已與宋人有了差別，因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不贅）。這在資料中可以得到證明。《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中說：“弄懸絲傀儡、仗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后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邪者與之丑貌，蓋亦寓褒貶于市俗之眼戲也。”又《夢粱錄·百戲伎藝》中說：“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不同的伎藝都有人為其編寫話本，《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說：“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球，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就連凈發(fā)社梳剃行，也有專門的話本，如現(xiàn)存于續(xù)印《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二五的《凈發(fā)須知》（參鄧子勉《〈凈發(fā)須知〉、凈發(fā)社及其他》，《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2期），卷下即明標“大元新話”。話本分上、中、下三卷，字數(shù)達一萬三千四百余言。瓦舍眾伎雖各有話本，但利用的形式卻有不同。如雜劇、傀儡等訴諸表演，據(jù)話本演出；說話則為訴諸于口舌，用嘴講說，“試開戛玉敲金口，說與東西南北人”，“講論只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羅燁《新編醉翁談錄》卷一《舌耕敘引》）。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三章《宋之小說雜戲》中說：“小說但以口演，傀儡影戲，則為其形象矣。”
“說話”與其他伎藝的第一個區(qū)別，也即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在于“說”，說、談、講、論、言，皆此義也。不僅散說，也包括唱曲。前者主要指講史平話，后者則有謂之銀字兒的說小說等等。而說話，意即講說話本，據(jù)腳本說唱敷演，更直白點講，便是說書。如孫楷第《說話考》中說：“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記當時伎藝有‘說話’。以故事敷演說唱，即后來之‘說書’。曰‘說話’，曰‘說書’，古今名稱不同，其事一也。”（《滄州集》卷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說話與其他伎藝第二個區(qū)別，則是藝人們以說話為謀生手段，非同消息、說藥等科，雖也演說，其目的在梳剃、賣藥，說唱乃為了招攬顧客，利于促銷。
二、說話是否僅有四家？
對所謂說話四家，研究者也每生疑竇，甚至對有否四家，也提出過質疑，如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四章《說話的家數(shù)》中指出：“總觀以上諸說，四家之內意見一致的是小說、講史和說經(jīng)三家，其余的如說參請、說渾經(jīng)、說公案、說鐵騎兒、說渾話等都有問題。究竟哪些算做一家，哪些算做另一家，恐怕在當時就沒有一定的說法，或同時有幾種說法。但耐得翁提出四家之說，必然有他的現(xiàn)實根據(jù)。”胡先生雖然接受了四家之說，但于小說、講史、說經(jīng)以外的第四家，卻不那么堅信，而認為當時恐怕“就沒有一定的說法”。而蕭相愷先生《宋元小說史》則堅定地認為：“其實，‘說話有四家’之說，不過是耐得翁、吳自牧的一己看法，是他們對當時‘說話’的粗略分類，耐得翁的記載含混不清，反映他自己對所謂‘四家’之說尚在猶豫之中，并非不遵循不可的科學法則。”基于此，蕭先生提出說話三家說。（參蕭著《宋元小說史》上編第二章第三節(jié)《“說話”的家數(shù)體制及其對后世小說的影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程毅中先生《宋元小說研究》也提出近似看法：“說話有四家可能只是耐得翁的一家之言，未必是當時公認的說話。”但程先生最后又采取了折中的態(tài)度，說：“如果一定要找出第四家的話，那么合生一家還是比較有資格的。”這樣，在小說、說經(jīng)、講史之外，程毅中先生補足了第四家合生一科。（參程著《宋元小說研究》第八章第二節(jié)《南宋金元說話的昌盛》，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如上所述，最早涉及到說話家數(shù)的，是孟元老編著的《東京夢華錄》，該書卷五《京瓦伎藝》條說：
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ｚàｏ＠①、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百丑，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渾話；……外入孫山，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
《夢華錄》成書較《都城紀勝》早八十八年，孟元老雖未曾提出說話四家，但他已經(jīng)明確標出講史、小說、商謎、合生、說渾話、說三分、講五代史，這分明指的就是說話家數(shù)，并且，就這里所開列，已經(jīng)超出四家。而八十八年后，到灌圃耐得翁，說話業(yè)益趨繁盛，在《都城紀勝》對說話的著錄中，不僅含括了《夢華錄》中提及的小說、講史、合生、商謎，更多出說經(jīng)、說參請諸項，暫不論其著錄是否完備，僅此，所謂“四家”說，就已經(jīng)難以包容。鄙見以為，原耐得翁所謂“說話四家”初衷，或者不過是要舉出說話業(yè)中之犖犖大端，并非謂說話僅只四家；而其“一者小說”之“一者”，亦非序數(shù)的“第一”之義，當意指“其中之一”。至于其后吳自牧《夢粱錄》所謂說話四家數(shù)，顯系步趨并誤解了耐得翁的原意，自然不足為據(jù)。正因為說話的家數(shù)并無定說，所以不僅《夢華錄》未標明其具體數(shù)字，在談及或著錄說話藝術的《西湖老人繁勝錄》、周密《武林舊事》、羅燁《新編醉翁談錄》等http://lunwen.cnknow.cn/qt/index.html'>文獻中，也均無說話僅只四家的說法。
竊以為，研究界關于說話家數(shù)的約十種看法，都存在其合理的方面。而所以會出現(xiàn)這諸多的指認，正說明說話不止四家，而是多家存在。在他們頗見分歧的分類立目中，事實上，不少科目，它們本身正是說話藝術中卓然獨立的一枝，也即獨立的家數(shù)。
根據(jù)以上我們對“說話”一詞的理解，結合文獻記載及著錄，我認為在小說（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說鐵騎兒）、講史、說經(jīng)說參請說渾經(jīng)三家以外，另有如下一些家數(shù)：
4、說三分。見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說話各家，說三分與講史分列，說三分藝人霍四究也不在講史藝人名錄，這說明說三分已經(jīng)能夠與講史分庭抗禮，獨成一家。
5、說五代史。藝人尹常賣，見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元宵》條在歌舞百戲中也有“尹常賣，五代史”，說同上。
6、合生。《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單列“吳八兒，合生”；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列“合笙”一科；《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于“說話有四家……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后，接“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西湖老人繁勝錄·瓦肆》列“勾欄合生，雙秀才”；《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合笙：雙秀才”。
7、商謎。《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毛詳、霍百丑，商謎”；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條百戲中列“商謎”一科；《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于合生后列“商謎”；《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背商謎，胡六郎”；《夢梁錄·小說講經(jīng)史》列“商謎”一科；《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商謎”及藝人名號共十三家。
8、說渾話。《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張山人，說渾話”；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條列“說渾話”科；《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說渾話，蠻張四郎”；《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說渾話”及藝人“蠻張四郎”。
9、諸宮調。《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列“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載“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西湖老人繁勝錄》列“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夢粱錄·*樂》載：“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諸宮調”并其藝人名號四家。諸宮調以歷史、靈怪、傳奇故事為題材，敘事說唱，在勾欄演出，應當為說書又一家。
10、唱賺、覆賺。《都城紀勝·瓦舍眾伎》載：“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中興后，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不宜為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西湖老人繁盛錄·瓦肆》列“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夢粱錄·*樂》也載“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后只有兩腔迎互循環(huán)，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jié)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竇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窗、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唱賺”及其藝人名號二十二家。
11、彈唱因緣。《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列“彈唱因緣”并藝人名號十一家。
此外，如敘事鼓子詞等，亦宋代民間說書形式，恐怕也應該算作宋人說話家族中的獨立成員之一。
總之，對宋人說話家數(shù)的探討，應該以事實為依據(jù)，既不能為了強調宋代說話業(yè)的繁盛，作不符合實際的夸大；也不可因舊籍中有那么一兩句隨意性的記載，便捆綁住了我們的手腳。看來，要真實地還原宋人說話家數(shù)的原貌，就必須從耐得翁那含糊其辭不負責任的“說話四家”中掙脫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看清楚那些事實上分明存在著的說話門類，從而對說話藝術作出更科學更精確的判斷評價。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忄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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