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http://www.dcyhziu.cn 2007/5/22 源自:中華職工學習網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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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現代化社會的必然要求
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一是經濟要繁榮發達，二是社會要全面進步。這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輕也不成，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就經濟社會兩者關系來說，第一，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才有物質條件，所以必須確定經濟要優先發展的原則；第二，經濟要持續發展，需要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作支撐；第三，經濟發展要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形成的物質財富要有合理的分配機制，要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第四，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以，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
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這是自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各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戰結束以來，各國發展的實踐有以下幾種情態：第一類，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體制適時變革，社會事業相應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社會有序、穩定，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第二類，經濟發展比較快，社會體制改革遲緩，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國等。第三類，經濟較快發展，社會體制未變，社會事業發展落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無序、不安，遇到國內外環境有大的變化，經濟驟降，社會矛盾爆發，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如拉美一些國家。第四類，經濟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減少，少數人暴富，社會秩序混亂，社會嚴重不安，如劇變后的蘇聯、東歐國家。
從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看，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并不多見。歐洲的發達國家和美國都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實踐，不斷探索、不斷調適才逐步實現。日本的發展是個特例。二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退回到農業社會，經過約十年的艱苦努力，經濟才恢復到戰前水平，與此同時，國內進行了民主改革、農村改革和解散財閥等重大改革，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政治、社會基礎。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日本比較重視社會體制的改革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出臺了相當多的社會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良好、社會穩定。
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者的關系，是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而變化的。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經濟發展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物質產品少，只能初步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滿足人們對基本物質生活的需要；第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重，也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人們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來越迫切，經濟發展本身也對科技、教育、社會環境提出了要求，而經濟發展也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社會發展加快，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這個階段的主旋律；第三，社會發展為主的階段，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以后，社會發展的內容日益豐富，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調，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此時，經濟發展將服從、服務于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總起來說，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要把握好，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發展的比重不斷增大，社會發展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國的GDP達到18.39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10倍，總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經濟結構重大調整、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相比較，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協調，由此產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把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放到應有的突出位置。
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會結構沒有隨著經濟地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得到相應地調整。社會結構同經濟結構一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結構，它包括的面比較廣，指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等。僅以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階層結構來說，2004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占13.1％，第二產業占52％，第三產業占34.9％，二、三產業占86.9％，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但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占46.9％，第二產業占22.8％，第三產業占23.3％，還是工業化初期的就業結構。在城鄉結構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為41.8％，農村人口占58.2％，也還是工業化初期的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是社會總體結構的集中表現。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占相當比重的階層結構，這個社會才能比較和諧、穩定、健康。據調查，2004年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中間階層約占20％~22％，也屬于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總的說來，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則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結構，兩者不相稱、不協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是產生當前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由此產生種種矛盾。以教育、醫療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方面，做了較多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在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則發展得不理想，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廣大群眾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較好、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國家決定大學擴大招生名額，2005年在校大學生的總額猛增到1562萬人，使大學生的毛入學率達到21％。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過渡到了大眾化教育階段，這方面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但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合格優秀的師資缺乏，校舍、場地、教學設施跟不上擴招的需要，經費嚴重不足，不少大學在負債運行，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成了問題。這需要有一個調整、消化和解決新問題的階段，才能走上正常的發展階段。
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看病難、看病貴成為近幾年群眾最為關注社會問題。追根溯源，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們對醫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醫院、醫護人員以及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即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典型例證。在許多國家，醫療是政府的公共產品，大部分由公共財政支出。如看病治療支出100元，英國政府提供69元，美國政府支出39元，一般發展中國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國30元），而我國政府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6%~17％。
第三，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財富的急劇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卻沒有適時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由于各種原因，分配問題凸顯。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急劇地擴大。相當一個時期，一些地區、一些部門自行其是，自作主張，為本地、部門謀利。這也是形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采取了多項政策和措施，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免農業稅，給種糧農民直補，加大對農村的各項投入等，已初見成效，但城鄉、地區、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根本扭轉。經濟發展了，把分配問題搞好，統籌協調好城鄉、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四，社會管理相對滯后，社會治安狀況有待進一步改善。一個現代化社會，既要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的社會事業發展，也要有現代化的社會管理。也就是說，“硬件”要現代化，“軟件”也要現代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無論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各類學校、醫院、科研院所、文化場館等方面的建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有的還相當現代化。但社會管理卻比較落后，交通擁堵、空氣污染、飲用水不干凈、公共交通不便，社會管理跟不上，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安居樂業，是我國人民傳統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持續增加。當然，社會治安惡化，不僅是社會管理不完善的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通過綜合治理來解決。近幾年，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任務，采取了諸如減免農業稅、改善農民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加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和發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項等措施，再加上近幾年政法、公安部門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舉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在持續多年增加的情況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國縣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受理上訪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況正在好轉。
第五，社會體制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進行必要的、相應的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文件還是第一次。社會體制改革，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應該包括那些內容，要在實踐中逐步明確。社會事業的體制，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創新。
教育、科研、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事業單位，雖然也進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來說，整個事業單位的體制改革還沒有取得根本性的進展，還沒有完全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得到相應的改變。其與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要以及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要求還不相稱。社會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較大。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
三、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工業化、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這已為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實踐所證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對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僅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有社會發展，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今后應按照《決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更加注重社會結構的調整，更加注重社會體制改革。為此，我們要在理論上有認識，思想上要有個轉變，不能再搞經濟發展孤軍獨進，要“兩條腿”走路；同時，也不能再只把GDP作為考核干部的指標，而要制訂考核干部全部業績的綜合指標。
第二，要繼續深化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和原則。社會體制包含的方面比較寬，應該包括：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就業、人事和社會保障等體制，當然也包括社會事業的體制。總體說來，這些社會體制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構建起來的。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已經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體制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總體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相適應。這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就是這兩種體制矛盾的集中表現。2004年全國的GDP中，農業占13.1％，而在就業的總勞力中，農業勞力占46.9％，在城鄉結構中，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8.2％。這就是說，46.9％的勞動力創造了13.1％的財富，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之低。“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結構同社會結構不協調的表現。而這個不合理的結構正是由于目前不合理的城鄉體制、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造成的，不改革這些社會體制，農業、農村人口不減少，“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上述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事業管理體制落后，應從增加國家、社會對發展社會事業的投入，改革社會事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入手，但是從根本上說，也還是個社會體制的改革問題。進行社會體制的改革，難度很大，需要從長計議，國家需要集中精力，專門討論，分別情況，逐步推進，才能解決。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這一項改革需要迎難而上。
第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和地方政府要增加對發展社會事業的投入。我國現在已到了經濟社會亟待協調發展的階段。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廠房、設備等項目，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投入，應該主要*企業從市場籌集資金，政府的財力應該主要投資于基礎性建設和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環境和社會保障等社會發展、公共服務事業。改革開放前，我們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財力主要投入經濟建設，這在一定階段是應該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改革開放以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情況已經變了，但是傳統的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2002年，我國政府對公益性、基礎性和競爭領域的投資結構是15.99：47.76：36.25。與以前相比較，公益性投資的比重已經增加了(1996年只占10.49)，但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比重仍然太高，超過公益性投資的一倍多。這也是人們對看病難、上學難的呼聲已經多年，但仍不得緩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正在推進的政府職能轉變，就是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一個服務型政府，應該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到為人民群眾提供教育、醫療、科技、文化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方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對社會發展事業的投入，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既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
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一是經濟要繁榮發達，二是社會要全面進步。這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輕也不成，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就經濟社會兩者關系來說，第一，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才有物質條件，所以必須確定經濟要優先發展的原則；第二，經濟要持續發展，需要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作支撐；第三，經濟發展要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形成的物質財富要有合理的分配機制，要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第四，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以，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
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這是自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各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戰結束以來，各國發展的實踐有以下幾種情態：第一類，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體制適時變革，社會事業相應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社會有序、穩定，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第二類，經濟發展比較快，社會體制改革遲緩，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國等。第三類，經濟較快發展，社會體制未變，社會事業發展落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無序、不安，遇到國內外環境有大的變化，經濟驟降，社會矛盾爆發，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如拉美一些國家。第四類，經濟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減少，少數人暴富，社會秩序混亂，社會嚴重不安，如劇變后的蘇聯、東歐國家。
從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看，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并不多見。歐洲的發達國家和美國都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實踐，不斷探索、不斷調適才逐步實現。日本的發展是個特例。二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退回到農業社會，經過約十年的艱苦努力，經濟才恢復到戰前水平，與此同時，國內進行了民主改革、農村改革和解散財閥等重大改革，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政治、社會基礎。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日本比較重視社會體制的改革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出臺了相當多的社會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良好、社會穩定。
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者的關系，是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而變化的。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經濟發展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物質產品少，只能初步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滿足人們對基本物質生活的需要；第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重，也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人們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來越迫切，經濟發展本身也對科技、教育、社會環境提出了要求，而經濟發展也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社會發展加快，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這個階段的主旋律；第三，社會發展為主的階段，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以后，社會發展的內容日益豐富，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調，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此時，經濟發展將服從、服務于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總起來說，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要把握好，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發展的比重不斷增大，社會發展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國的GDP達到18.39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10倍，總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經濟結構重大調整、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相比較，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協調，由此產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把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放到應有的突出位置。
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會結構沒有隨著經濟地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得到相應地調整。社會結構同經濟結構一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結構，它包括的面比較廣，指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等。僅以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階層結構來說，2004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占13.1％，第二產業占52％，第三產業占34.9％，二、三產業占86.9％，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但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占46.9％，第二產業占22.8％，第三產業占23.3％，還是工業化初期的就業結構。在城鄉結構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為41.8％，農村人口占58.2％，也還是工業化初期的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是社會總體結構的集中表現。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占相當比重的階層結構，這個社會才能比較和諧、穩定、健康。據調查，2004年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中間階層約占20％~22％，也屬于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總的說來，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則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結構，兩者不相稱、不協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是產生當前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由此產生種種矛盾。以教育、醫療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方面，做了較多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在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則發展得不理想，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廣大群眾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較好、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國家決定大學擴大招生名額，2005年在校大學生的總額猛增到1562萬人，使大學生的毛入學率達到21％。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過渡到了大眾化教育階段，這方面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但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合格優秀的師資缺乏，校舍、場地、教學設施跟不上擴招的需要，經費嚴重不足，不少大學在負債運行，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成了問題。這需要有一個調整、消化和解決新問題的階段，才能走上正常的發展階段。
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看病難、看病貴成為近幾年群眾最為關注社會問題。追根溯源，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們對醫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醫院、醫護人員以及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即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典型例證。在許多國家，醫療是政府的公共產品，大部分由公共財政支出。如看病治療支出100元，英國政府提供69元，美國政府支出39元，一般發展中國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國30元），而我國政府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6%~17％。
第三，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財富的急劇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卻沒有適時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由于各種原因，分配問題凸顯。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急劇地擴大。相當一個時期，一些地區、一些部門自行其是，自作主張，為本地、部門謀利。這也是形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采取了多項政策和措施，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免農業稅，給種糧農民直補，加大對農村的各項投入等，已初見成效，但城鄉、地區、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根本扭轉。經濟發展了，把分配問題搞好，統籌協調好城鄉、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四，社會管理相對滯后，社會治安狀況有待進一步改善。一個現代化社會，既要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的社會事業發展，也要有現代化的社會管理。也就是說，“硬件”要現代化，“軟件”也要現代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無論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各類學校、醫院、科研院所、文化場館等方面的建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有的還相當現代化。但社會管理卻比較落后，交通擁堵、空氣污染、飲用水不干凈、公共交通不便，社會管理跟不上，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安居樂業，是我國人民傳統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持續增加。當然，社會治安惡化，不僅是社會管理不完善的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通過綜合治理來解決。近幾年，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任務，采取了諸如減免農業稅、改善農民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加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和發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項等措施，再加上近幾年政法、公安部門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舉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在持續多年增加的情況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國縣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受理上訪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況正在好轉。
第五，社會體制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進行必要的、相應的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的文件還是第一次。社會體制改革，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應該包括那些內容，要在實踐中逐步明確。社會事業的體制，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創新。
教育、科研、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事業單位，雖然也進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來說，整個事業單位的體制改革還沒有取得根本性的進展，還沒有完全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得到相應的改變。其與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要以及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要求還不相稱。社會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較大。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
三、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工業化、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這已為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實踐所證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對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僅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有社會發展，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今后應按照《決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更加注重社會結構的調整，更加注重社會體制改革。為此，我們要在理論上有認識，思想上要有個轉變，不能再搞經濟發展孤軍獨進，要“兩條腿”走路；同時，也不能再只把GDP作為考核干部的指標，而要制訂考核干部全部業績的綜合指標。
第二，要繼續深化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和原則。社會體制包含的方面比較寬，應該包括：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就業、人事和社會保障等體制，當然也包括社會事業的體制。總體說來，這些社會體制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構建起來的。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已經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體制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總體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相適應。這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就是這兩種體制矛盾的集中表現。2004年全國的GDP中，農業占13.1％，而在就業的總勞力中，農業勞力占46.9％，在城鄉結構中，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8.2％。這就是說，46.9％的勞動力創造了13.1％的財富，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之低。“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結構同社會結構不協調的表現。而這個不合理的結構正是由于目前不合理的城鄉體制、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造成的，不改革這些社會體制，農業、農村人口不減少，“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上述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事業管理體制落后，應從增加國家、社會對發展社會事業的投入，改革社會事業的管理體制等方面入手，但是從根本上說，也還是個社會體制的改革問題。進行社會體制的改革，難度很大，需要從長計議，國家需要集中精力，專門討論，分別情況，逐步推進，才能解決。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這一項改革需要迎難而上。
第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和地方政府要增加對發展社會事業的投入。我國現在已到了經濟社會亟待協調發展的階段。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廠房、設備等項目，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投入，應該主要*企業從市場籌集資金，政府的財力應該主要投資于基礎性建設和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環境和社會保障等社會發展、公共服務事業。改革開放前，我們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財力主要投入經濟建設，這在一定階段是應該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改革開放以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情況已經變了，但是傳統的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2002年，我國政府對公益性、基礎性和競爭領域的投資結構是15.99：47.76：36.25。與以前相比較，公益性投資的比重已經增加了(1996年只占10.49)，但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比重仍然太高，超過公益性投資的一倍多。這也是人們對看病難、上學難的呼聲已經多年，但仍不得緩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正在推進的政府職能轉變，就是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一個服務型政府，應該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用到為人民群眾提供教育、醫療、科技、文化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方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對社會發展事業的投入，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既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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