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社會學發展概況
自我國社會學誕生以來，農村社會學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一方面，我國長期以來處于農業和農村社會，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社會轉型，農村人口仍然占據絕對多數地位；另一方面，我國社會學歷史上最值得驕傲的就是在農村社會學研究領域中取得的成果（李景漢、陶孟和、晏陽初、費孝通等社會學家在解放前大多研究的是中國農村問題），這是一筆重要的社會學遺產。當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1979年以后，我國社會學同樣是在農村社會學研究上率先起步，取得了驕人的成果，贏得了社會的肯定，如費孝通教授領銜的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發展研究。隨后開展的城市化研究、農村社會階層研究、農村組織研究、農村流動人口研究、“三農”問題研究、農村社區研究、農村文化研究、城鄉關系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進展。
相比過去20多年，近兩年來，農村社會學研究迎來了新的轉折性機遇和挑戰，也有新的進展。進入21世紀以來，最具轉折性的變化是國家的農村發展指導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帶來了有關農村政策和制度的一系列調整和創新，從而引發農村新一輪的社會經濟變遷，成了農村社會學的研究焦點。從農村稅費改革到稅費取消，從科學發展觀中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到“以工補農、以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論，今年國家提出新農村建設等。指導思想和政策的變化和調整，引發農村社會各種關系的變化，從而為我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拓展新的研究領域。與過去相比，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學不論在學科建設還是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上都有顯著的進步。
農村社會學科建設已經進入正規化軌道。從課程設置、科研隊伍建設到教材編寫、學生培養等，全國重點大學的社會學系和社會學研究所都對農村社會學給予相當的重視。迄今為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專門設置了農村社會學研究室，培養了不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等都把農村社會學列為主要課程。全國農業院校對農村社會學尤為重視。比如，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把農村社會學作為其四個研究和發展方向之一。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南京農業大學社會學系都把農村社會學作為重點發展學科進行建設。最近幾年,《農村社會學》教材編寫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教材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與現實聯系密切，重視我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遺產。迄今為止，我國已經編寫出了幾十本農村社會學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國農村社會學的教學要求。但是，農村社會學學科建設還跟不上現實要求，滯后于農村社會學研究進程。雖然絕大部分社會學系都設置了農村社會學課程，也有了一些碩士和博士點，但是教師隊伍的實力還有待增強；農村社會學教材缺乏理論的系統性和深度，與現實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特別沒有較好地吸納已經取得的相應研究成果。
與學科建設相比，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進展則更為明顯。2006年7月，在山西省召開的中國社會學年會上，在總共提交的315篇論文中，直接研究農村的論文多達111篇，占35%，內容涉及廣泛，如農村土地制度、城鄉關系、金融信貸、社會保障、社會資本、文化傳統、農民工、社區、權力、組織、鄉村民主、干群關系、婦女、新農村建設、農村工業化等。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社會結構和秩序方面的研究，如城
鄉關系、組織、階層和群體關系、社區、家族等；二是農村發展研究，如新農村建設、農村培訓、社區能力建設、金融發展等；三是政策和制度研究，主要對國家和各級政府在農村實施的政策和相關體制進行研究；四是問題研究，比如失地農民問題、農民工維權問題、“三農”問題等。根據對正式發表的文章和專著進行分析，農村社會學研究基本上也集中在這些方面。最近幾年我國農村社會學在城鄉關系、國家與農村關系、農村組織與社區、以及農村產權關系等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最為明顯，也最有價值。
二、 城鄉關系既是全局性的問題，也是學界長期關注的問題
城鄉關系的調整和變化，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比如城市化、階層、區域格局、流動人口、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土地關系、公共服務等。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差別較大、獨特又不合理的城鄉關系，已經影響到我國現代化進程。我國社會學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為首的社會學者積極開展城鄉關系研究。費孝通關于“小城鎮、大問題”的提出使社會學的價值在短時間內為社會所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城鄉關系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
第一，農村流動人口和城市化研究是城鄉關系研究中最熱門的課題，不論在成果數量還是研究深度上，都比較顯著。農村流動人口的研究已經從過去專注于人口數量、規模、流向、流動方式和社會影響的研究轉向現在的農村流動人口的基本權益、市民化與城市化、農民工的階層地位的探討，并與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等結合起來進行討論。城市化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的大、中、小城市“誰為主”的爭論進入了現在的區域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城鄉統籌研究。
第二，“城中村”、失地農民以及城鄉社會保障問題研究成為城鄉關系研究中另一個熱點。“城中村”是由行政主導的城市擴展與市場化、獨特的農村產權制度之間相互作用的產物，充分體現了我國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轉型的獨特軌跡。失地農民成了最近幾年頗為社會關注的社會問題，有關調查研究從他們的行動能力、權益以及社會保障進行探討，更具政策性意義。
第三，將農村發展放在城鄉關系的框架中進行研究，是農村社會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取向。其預設前提是，城鄉關系與農村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不對城鄉關系進行實質性調整，則農村發展，特別是新農村建設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農村的問題必須要從農村之外尋找對策。只有借助于城市和工業對農村的支持，才能走出“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困境。與此同時，在原有的“三農”問題之外，有人提出了新“三農”問題，即“農民工問題、失地農民問題和城中村問題”。新“三農”問題反映的就是不合理的城鄉關系。不徹底改變現有的城鄉關系，新農村建設將會事半功倍、收效甚微。
第四，在城鄉關系上，國家、政府、政策和制度在其中具有舉重輕重的作用。最近幾年，國家取消了農村稅費，實現農業直補政策，并推進鄉鎮綜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城鄉關系。但是，有研究發現，基層政權與農民的關系從過去的“汲取型政權”轉變為“‘懸浮型’政權”，忙于“跑錢”和“借錢”，與此同時，鄉鎮權力“上收”，公共服務功能“弱化”和“虛化”。還有一些基層政府出現“公司化的運行邏輯、運動化的運行機制、碎片化的權威結構”等制度化不足的問題。在貫徹中央有關農民工政策的過程中，由于地方和部門利益的影響和折衷，這些政策得不到有效的執行；同樣，中央扶持農村的傾斜和優惠政策，經過現行管理體制的層層截留，使農民受惠有限。稅費取消后相應的鄉鎮綜合改革尚未真正破題。
當然，由于我國地區差別很大，因此我國城鄉關系呈現出一定的多樣性，有人將其概括為三類：城鄉二元結構、融合型城鄉關系和逆城鄉二元結構關系。真正達到融合型城鄉關系的地方很少，至于逆城鄉二元結構的地方則更少。
三、 需高度重視農村內部的社會關系變化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農村生產組織和生產關系發生變化，農村管理體制出現變革；大量人口外出，不僅促使農村人口結構的改變，而且也引發了家庭結構、鄰里關系的變遷；村民選舉制度和自治機制的發展，改變了農民、集體、政府以及干群的關系；鄉鎮企業改制，使農村關系更加復雜化等。最近幾年，有關鄉村民主建設和治理、農村組織、干群關系、農民維權、農村社區建設、農村社會分化等方面的研究有了較多成果。有人研究發現，村民自治、村民選舉，并沒有真正解決好農村干群關系緊張、村莊治理問題，需要引進協商民主機制，才能真正做到“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使民主“生活化和習慣化”。農村流動人口外出，導致中西部一些村莊的治理“空殼化”，缺少資金和管理人才等。與此同時，在不少農村地區，傳統的民間組織在復興，與市場相關的農業專業組織得到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農村社會的自我發展能力。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農村從過去的鄉土社會逐漸演變為鄉民社會，越來越多的農民不再被土地所束縛，而有了更多的活動空間和創業能力。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社區得到了重新組合和建構。從過去的自然村，經人民公社運動而演變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改革后再演變為行政村，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少行政村變成了社會和經濟實體。上世紀90年代后期各地興起的并村運動，特別是進入新農村建設以來，并村運動進入高潮，由此對農村內部關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行政村有了自身的利益。在許多情況下，行政村的利益成了農村社會分化、不同群體沖突的一個重要源泉。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內部也出現內部分化，其中權力既是分化的主要操縱因素，又是被分化的對象；集體土地被征用而導致的矛盾也在增加；在貧困村莊，村干部由于在落實政府轉移支付其他專項資金上與村民也存在一定的緊張。干群矛盾和緊張關系成為當前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之一，已經損害到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在以上的研究過程中，各種理論觀點和視角得到應用和發展。我國農村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轉型，為農村社會學研究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而農村社會學研究也為我國農村社會的轉型提供越來越多的理論支持和政策性建議，兩者在相互作用中獲得共同支持和發展。
當然，目前我國農村社會學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方面，沒有出現明顯的理論創新；另一方面，對現實的解釋和影響也比較有限，遠不能滿足現實對該學科提出的要求和期望。與此同時，農村社會學界內部的研究力量和資源有待進一步整合，學術積累和人才隊伍建設也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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