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殷墟直至西周時期，墓葬中的陶器組合較為固定；早中商時期，陶器組合均未有較為固定的形式。
第二，殷墟時期，墓葬陶器組合多為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雖然食器鼎、簋有所增加，但酒器仍是組合的核心，這一時期仍是“重酒的組合”而非“重食的組合”；而早中商和西周時期，陶器組合多為炊食器而少酒器。
第三，殷墟時期，觚、爵配套已成定制，且這兩類器物多出現在墓葬中，遺跡中少見；早中商時期，觚、爵同時出現的次數極少，而且觚和爵都是在遺跡中發現，墓葬中不見。
第四，殷墟時期，觚、爵等器并非實用器，是專為墓葬中死者而作的明器；早中商時期，這些器物都是實用器。
第五，殷墟時期，大墓中除隨葬有成套的青銅禮器外，一般也有陶器共出，且陶器多為一套觚、爵；早中商和西周時期，隨葬銅器的墓葬不隨葬或較少隨葬陶器。
第六，殷墟時期，墓葬中陶器的種類較豐富，有觚、爵、豆、盤、簋、鬲、斝、罐、觶、盆、卣、尊、鼎、罍、瓿、、甑、壺、盂、瓶等幾十種；而早中商和西周時期，墓葬中陶器的數量較少，種類較殷墟時期也顯得單一。
以上分析表明，早中商、殷墟、西周時期，其墓葬陶器組合有著相似性和差異性。差異性說明三者不屬于同一時期，而相似性說明它們之間年代較為接近，殷墟墓葬陶器是在吸收二里崗期陶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對西周初年的陶器有著深遠的影響，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殷墟墓葬陶器組合的時代特征、家族特征和其他的社會問題也是重要內容之一。時代特征主要表現在：
１、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數量少，隨葬陶器數量也少，器物種類單一，組合形式單一。到了第三、四期，墓葬數量增多，隨葬陶器的數量隨之增加，器物種類增多，組合形式多樣，新器皿更多出現；
２、實用器普遍存在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到了第三、四期，特別是第四期，實用器減少，明器則大量增加。另外，第四期時，出現大量的仿銅陶禮器，這些也是象征性的明器；
３、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出現了某些新器皿，如盤、壺、盂、瓿等。盤始見于第二期，至第三、四期有所增加。罍、瓿亦多見于第三期，到第四期則大量增多。第三期中罕見的卣、鼎、斝、、甑、盂等器，在第四期時開始出現；
４、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中隨葬的陶器大多是一類器物一件，但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時，除觚、爵是各一件為一套外，其他陶器有隨葬多件的現象，像罍、瓿、壺、罐等多兩件以上，有些則多達十幾件。觚、爵等一些酒器大多為象征性的明器而非實用器，而在早中商時期，這些器物多為日常實用器；家族特征表現在：殷墟時期的墓葬是以族埋葬的，即所謂的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墓地，隨葬品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家族墓地，也會表現出家族間在政治地位、財富多寡等方面的差異。殷墟西區是一塊較大的家族墓地，這個墓地分為十個墓區，各區之間墓葬陶器組合有所區別。反映了不同族之間生活習俗和埋葬習俗的差異。
另外，殷人飲酒風習、晚商時期的階級關系等在墓葬方面表現得亦為明顯。飲酒風習在古文獻、甲骨文有記載，在考古發掘的墓葬隨葬品組合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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