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節目的敘事藝術

意識形態：在敘事的表象下

　　現今的電視新聞正高效快捷地為人們提供無所不包、無遠弗界的新聞資訊。正是通過對新近和正在發生的事實（故事）的敘述，電視新聞將其無處不在的議程設置影響力深植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既要講述故事就存在一個怎么講的問題。小說家詹姆斯曾略帶夸張地說：“講述一個故事至少有五百萬種方式，每一種講述方式都會在讀者身上喚起獨特的閱讀反應和情感效果，因此講述直接決定著這種效果能否得到表現。”[⑥] 由此可見，說話者身上存在著以某種方式影響聽話者的意圖，“怎么講”會使信息的傳播不自覺地透露出意識形態的訴求。巴赫金曾說過，“實際上，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是在說話和聽話，而是在聽真實或虛假，善良或丑惡，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話語永遠都充滿著意識形態或生活的內容和意義。”[⑦] 毫無疑問，在現今的傳播譜系中，央視及各省臺的《新聞聯播》節目已處于意識形態建構的軸心位置。[⑧]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意識形態訴求正巧妙地隱藏于敘事的面紗后。

　　我們拿各家電視臺對于礦難的報道作為分析案例。作為國家媒體，央視《新聞聯播》擁有獨一無二的話語權。災難發生后，及時傳達政府指示，表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此事往往是其報道的第一要務。如在關于“8·7”礦難的報道中，它旗幟鮮明地突出了“事發后，國家安全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和廣東省積極迅速開展救援和家屬安撫工作”及國務院成立事故調查小組等。而事發地梅州的新聞報道顯然與央視不同，它借助連續的“人文敘事”，巧妙地建構起一幅“遇難見英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媒介圖畫”，重點報道“劉日知七晝夜現場指揮搶險”、“被困礦工家屬：政府照顧無微不至，很滿意”、“礦難搶救一線：一群忙碌的老人”、“新聞特寫：為了被困礦工，我們一直在努力”等新聞，[⑨]這樣，地方政府對于災難應負的責任被淡化，他們組織搶險倒成了一種政績。與上述二者不同，作為旁觀者的外地臺其報道突出的多是對事故原因的幕后追蹤，對死難者的痛心疾首，對其親友的深切同情等等，“揭秘”與“煽情”成了其敘事的重點。為什么對同一事件會產生敘事的不同，這是因為敘事話語背后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與礦難報道類似，在“11·3”湖南衡陽大火的電視報道中，當地媒體也是將大量的鏡頭投向了戰斗在第一線的消防官兵，鋪天蓋地的英雄事跡的報道，直接沖擊著我們的感官，那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消防戰士，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救火場景，贏來了廣泛的贊譽與喝彩。一時間，事故成了故事，壞事成了好事，消防官兵的英勇獻身成了天災人禍的遮羞布。從這些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所有的敘事策略為的是要推銷包裹于新聞中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也確實通過電視新聞的敘事話語，源源不斷地走向熒屏外的觀眾。

　　事實上，在電視新聞敘事手法與其意識形態的契合方面，“媒介視點”是其中不可小覷的一環，因為在敘事作品中，“無論敘述所描述的事件與人物如何表現出來，都一定會經由一個特定的‘視點’，也就是一個觀察點。通過這一特定的觀察點，敘述者將所看到的一切呈現出來。”并且，視點并不僅僅只含有視覺的意義，而且它也包含著價值與道德判斷等更深層次的意義。[⑩]因此，媒介視點不僅能體現媒介看待事件的獨特視角，而且其報道邏輯及敘事話語會隱含內在的意識形態訴求。在這方面，電視的新聞人物報道不啻為一個極佳的注腳。粗略分類，我們常見的電視新聞人物報道有以下三種：

　　上仰視點與英雄化敘事 這一敘事手法對人物的塑造采用“仰視”與極性的審美思維方式，且輔以美德與進步的宣傳話語，使人物高度地符碼化、臉譜化與公式化，從而傳達出主流價值觀。這在央視《新聞聯播》的《永遠的豐碑——抗日英雄譜》專題人物報道中展露無遺。以其中的幾期為例：《新四軍抗日名將——羅忠毅》說的是新四軍第16旅旅長羅忠毅率全旅將士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后壯烈犧牲的英雄壯舉。《鐵軍將才——朱程》則講述了毅然回國參加抗日的留日學子即后來被譽為 “鐵軍將才”的朱程的故事。《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 羅瑞卿》介紹了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指引無數熱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線的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羅瑞卿。這些人物報道的英雄化敘事為我們樹立起一座座流光溢彩的豐碑，受眾在仰視與嘆服的過程中接受著教育。

　　平行視點與日常化敘事 較之上者，電視新聞在這類人物報道中另辟蹊徑。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各種崗位的社會“普通一員”成了其重點捕捉的新聞人物，新聞報道采用平行的視點和平等貼近的話語將其故事娓娓道來。如央視《新聞聯播》的《時代先鋒》人物報道中《熊貓“爸爸”——張和民》一期講述了張和民和他的團隊率先在世界上攻克了大熊貓繁育的三大難題，使得臥龍大熊貓成為全球最大的圈養大熊貓種群的故事。報道從張和民守候產房、迎接熊貓寶寶出生的鏡頭入手，將張和民傾注于熊貓的愛淋漓盡致地描述出來，并親切地稱他為“熊貓爸爸”。又如《王府井的便衣衛士——謝海寶》中以王府井保安謝海寶為報道對象，且將他的一次擒賊經歷安插于報道中，其紀實性的日常敘事話語使這位便衣衛士更可親可近。

　　下俯視點與權威化敘事 此類敘事方式以俯視的目光報道人物的惡行并輔之懲*罰惡的權威化敘事話語，從而呈現出前面兩種敘事方式截然不同的特色。這種敘事方式在人物的批評報道中尤為見長。如湖南新聞聯播對“郴州貪官李樹彪貪污挪用公款案”的報道，在貪官李樹彪低垂頭顱、悔恨交加到認罪伏法、接受審判的畫面穿梭中，講述了當事人挪用公款揮霍豪賭的犯罪事實，并繼之以令人正顏的審判場景。其中下俯的報道視點與權威的敘事話語相得益彰。電視新聞也正是要借助這類明辨善惡、公正賞罰的報道，來恢復人們對主流政治及現實社會的信心。這種手法如今已經成了電視新聞批評報道的主流。

　　曾有一位敘事學家說過，任何敘事作品都可以用敘事理論來進行分析，并得出與過去的分析決不雷同的結論。確實，敘事分析也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活動。但無論如何，敘事分析從傳統的文學文本走向更為廣闊的各類文化文本，不管是對敘事學本身，還是對被分析的對象，都應該是一件幸事。這自然也是本文把敘事學引入電視新聞研究的動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