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曉風：編輯要有校錯如校仇精神

“我國編輯工作有嚴謹、科學、無私、敬業的優良傳統，古代就有‘校錯如校仇’的說法，但現在有些人把差錯當成朋友一樣，經常‘親密無間’地相伴,少數出版社更是‘無錯不成書’。”中國編輯學會會長桂曉風一談到目前新聞出版業編輯質量存在的問題就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桂曉風，這位曾做過編輯、總編室主任、出版社社長、出版局局長、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的編輯學會會長，以編輯學會和自己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近日給記者分析了目前編輯工作存在的語言失范、邏輯混亂等6大問題，并給出多管齊下、綜合治理的建議。

“媒體怎能說‘八國聯軍燒毀了圓明園’”

　　桂曉風強調編輯工作是有嚴格規范的，這些規范不是可遵守可不遵守，而是必須遵守。“一家權威電視臺一位主持人播新聞時說，‘八國聯軍燒毀了圓明園……’這位主持人顯然沒有查核過歷史記載，圓明園是英法聯軍于1860年10月焚毀的。電視臺擁有億萬觀眾，應該在知識的準確傳播上起帶頭作用。如果沒把握，至少應該先查一下權威性資料。但是現在字典、詞典等工具書也有問題，‘不破不立’就被一詞典解釋為‘破不了的案件就不予立案’。”他首先從媒體、辭書等應該遵循知識規范說起。
　　桂曉風還分析了當前被某些媒體和圖書不同程度忽視的其他規范問題：第一，法律規范。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刊載的內容，出版物不能刊載，媒體不能傳播，例如危害國家統一、侵害民族風俗、宣揚淫穢色情等。有的出版物就在民族風俗問題上栽了跟頭。第二，語言規范。語言是社會交際的工具，是文化信息的載體，也是民族獨立存在的標志，是一個民族形成、繁衍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語言規范極為重要，愛護和健康發展母語是愛國主義的內涵之一。但是現在糟蹋民族語言的現象驚人，部分權威媒體不但沒有正確引導反而推波助瀾,“粉絲”“鋼絲”“玉米”在中央大報上隨便使用。第三，邏輯規范。邏輯思維即理性思維是高級思維，是認識客觀世界、把握真理的必經途徑。一個不善于理性思維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中國邏輯傳統是世界三大邏輯傳統之一，但現在有些媒體邏輯混亂的現象比比皆是。
　　第四，修辭規范。為了在交際活動中提高語言表達效果，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創造了各種修辭手法。不同的修辭手法適用于不同的文體和不同的交際環境。例如，小說、詩歌等可以使用夸張、想象等手法，但是通訊、回憶錄等紀實性體裁一般不能使用這類手法，但有些出版物和媒體（尤其是廣告）跨文體濫用文學手法。第五，出版專業規范。出版物不僅要內容正確，文字規范，表達準確，為了適合在大眾中傳播，還必須符合出版專業規范。例如，表達方式與讀者對象的一致性，封面和版式設計與內容的一致性，目錄與正文標題的一致性，各級標題的統一性，版本記錄的完整性與統一性等等。桂曉風認為，出版物全面符合上述六項規范，編輯才算盡到了責任。
　　出版物的嚴重差錯將帶來哪些危害呢？桂曉風強調兩點。第一，現在出版物和媒體傳播借助網絡、手機、電視等載體，影響力驚人，一個錯誤可能會禍及幾千萬甚至幾億人，這就是當代技術條件下差錯的“放大效應”。第二，一個人幼年時代接受的錯誤信息，很可能會誤導他一生。因此，桂曉風主張：一是當代編輯應該比古人更加嚴格地防范差錯；二是對于出版物中的差錯要區別對待，要借鑒確定醫療事故的辦法，分級分等。對中小學教科書，辭書、工具書，黨和國家文獻等重點出版物，要規定更高的編校質量標準。同一種出版物中，不同性質的差錯，也應該給予不同的系數。首先要嚴格控制內容差錯，技術差錯也不能等量齊觀。例如，一級標題差錯和三級標題差錯，就不能簡單地都計作“一處差錯”。不宜籠統地以萬分之一差錯允許率來衡量是否合格，否則，會掩蓋不少問題。

　　“華人物理學家開會為何不許講漢語”

　　“一次華人物理學家開會，組織者卻規定宣讀論文只能使用英語，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堅持使用漢語發言；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法國學者用英語發言，法國總統因而退出會場。這位總統氣憤地說，難道法語不準確、不優美嗎？難道法語不是聯合國規定的工作語言嗎？”桂曉風以這兩個小故事為由頭，指出當前部分出版物平均質量有所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編輯缺乏把關能力和沒有忠實地履行把關責任只是因素之一。
　　桂曉風指出，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美、最有表現力的語言之一。因而，當他說到有些出版物和媒體上語言失范的現象時痛心疾首。他認為，突出問題有五：錯別字泛濫；不顧詞性，隨意搭配詞語；亂造新詞；亂用成語；濫用外來語，甚至不顧語言環境是否確有需要，在中文中夾用外文，破壞了祖國語言的純潔和規范。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母語缺乏摯愛和敬畏的心理。從社會大環境來說，受對外開放負面因素的影響和商業文化的沖擊，整個社會對語言的使用都存在不規范甚至混亂的現象。桂曉風認為，現在又到了需要大聲疾呼“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的時候了。
　　桂曉風還從編輯隊伍結構的變化分析了部分出版物編輯質量下降的內在原因。近年來，編輯隊伍急劇擴大，上個世紀60年代前考入大學的老編輯基本上已退出崗位，大批新人帶著朝氣進入隊伍，而培訓和到基層單位鍛煉、到邊遠地區掛職等措施沒有完全跟上，隊伍擴張，平均素質則在一定時間內有所下降。青年編輯知識結構新，學歷高，外語和計算機強，但人生閱歷和歷史知識相對膚淺，對國情了解不夠，對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祖國優秀傳統文化領會不足，因此容易浮躁。此外，一些出版單位編輯群體的“非學者化”傾向值得警惕。而這種傾向，一般都是與利潤指標在編輯部門分解到室、分解到人相伴隨出現的。毫無疑問，在當代條件下，要更加重視編輯的策劃職能，還應該有更多的編輯掌握一定的營銷知識。但是，由于出版物的質量主要是在編輯環節決定，確保和提高質量是編輯工作永恒的主題。新技術革命和文化單位轉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這一主題。編輯工作本質上是文化工作而不是經濟工作或技術工作；而且，至少有一部分編輯應該是高水平的學者。否則，出版物質量無法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