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十年祭：警惕幽靈重現

譚雅玲：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

　　景學成：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資產價格過度上漲與貨幣政策運用不當會誘發災難性后果

　　主持人：十年前的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金融災難。現在，亞洲金融危機已過去10年了。有研究認為，現在亞洲有些地方，又出現了某些似曾相見而又非常讓人擔憂的現象，亞洲金融危機的幽靈非常值得警惕。對此，兩位怎么看？

　　譚雅玲：是的，現在一些亞洲金融市場(如外匯和股票市場)確實存在著與當年相似的某些市場特征，如匯率和股票價格面臨上漲壓力，亞洲的整體經濟與金融形勢并不樂觀，未來可能潛伏著較大的風險甚至危機。對此，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匯率與股票價格上升趨勢難以改變，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給亞洲國家帶來很大挑戰。當前，一些亞洲國家或地區的貨幣升值與股票上漲趨勢十分突出。其中，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貨幣持續升值，股票價格也上漲了20%左右。

　　回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亞洲國家的股票市場也是十分繁榮的。例如，從1993年到1994年間，印尼的股票價格上漲了140%，馬來西亞上漲了350%，菲律賓和泰國上漲幅度更是達到了450%以上。

　　引發這些國家股票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經濟高速增長、消費和投資不斷膨脹，以及外國投資不斷上升。這表明，這些國家的金融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加上資產價格的膨脹性上漲，從而刺激了這些國家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沖動，但也惡化了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

　　國際投機者利用這些國家的本幣(如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機制，對亞洲國家的股市、房地產市場等金融市場進行瘋狂投機，由此導致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金融結構的嚴重失衡，并扭曲了其市場價格秩序和增加了價格波動風險。

　　例如，將銀行貸款大量投放到房地產投資中，催生了當時這些國家的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以泰國為例，從1992年到1996年，曼谷建成了76萬套新住宅，其中15萬套空置無用。到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泰國閑置的住宅高達85萬套，后果是房地產過剩又引發了樓價和地價的持續大幅度下跌，銀行大量的信貸資金無法及時收回，整個信用體系瀕臨崩潰。這種危機又觸發了股市風險。由此，金融危機開始蔓延。

　　當時，這些國家的資本流動結構也存在著嚴重扭曲。資金流動的主流是短期資本和私人資本，反映了外資、外債與內需之間的失衡，這也是亞洲國家高增長和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惡果之一。也就是說，過分依賴外資而忽略本國資本積累，加劇了外資流動的不穩定性，也為國際投機者投機這些亞洲國家的匯率、股市和房地產等市場提供了溫床。

　　如今，一些亞洲國家仍然存在著當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一些特征。雖然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已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投機氣氛卻依然十分嚴峻。例如，在2006年底，泰國應對國際投機實施了短期資本管制，導致了一天的資金流出規模就達到600億美元。由此可見，國際性投機資金依然關注或熱衷于對一些亞洲國家的投機行為，這說明當今亞洲國家所面臨的金融危機的壓力與風險依然不小。對此，我們絲毫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貨幣政策是否恰當直接關系到對金融風險的有效防范。當年，一些國家外匯政策運用不當，其教訓是非常慘痛的。在亞洲金融危機出現前，一些亞洲國家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由此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例如，泰國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得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這就為國際炒家投機泰銖提供了客觀的市場條件。

　　而對國際利率的變化，一些亞洲國家本國利率水平的高低不均，又給國際炒家投機其匯率提供了足夠的投機空間。如今，亞洲國家的貨幣利率波動普遍呈向下的趨勢，這與發達國家的利率上升趨勢是反向的，但相同的貨幣利率波動趨勢，是否也會引起國際炒家的匯率投機？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大問題。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與貨幣政策變化之間的關系仍十分復雜，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采取怎樣的貨幣政策以應對金融市場的波動，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從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采用的外匯政策不當而引發的慘痛教訓可知，亞洲國家和地區再也不能輕視貨幣政策的影響和作用了。不僅如此，包括如何對應可能爆發的金融危機在內的政策與制度設計，也值得高度關注。

　　風險意識淡薄和金融管理體制混亂會放大金融災難危害

　　主持人：亞洲金融危機雖已過去十年，但其遺害還是讓人心悸的。對此，景先生你怎么看？

　　景學成：在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原因時，有兩個方面也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有關當局的風險意識薄弱與金融管理體制混亂也會放大危機造成的危害。

　　風險意識薄弱使金融危機惡化蔓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亞洲“四小龍”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繁榮景氣和樂觀情緒彌漫于這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中。也許，正是這種過于樂觀、自滿和自足的情緒，讓這些國家和地區淡漠了對危機的防范，也無法看到自身的不足和缺失。

　　因為，當時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外向型即出口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單一行業或產業，在本幣升值和利率處于超低水平并行的情況下，這些國家和地區大量借入境外資本，由此推高了當地的房地產和股市價格。這就為金融危機的產生，提供了適宜的溫床。當然，國際對沖基金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房地產和股票等金融市場的沖擊最終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

　　而進一步分析其原因，這一金融危機之所以會爆發，是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缺乏對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會危及本國或本地區金融安全的認識有關。因為，在經濟繁榮時期，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往往會盲目地過度對外開放和過快推進經濟改革進程，這是引發亞洲金融危機迅速蔓延的原因之一。另外，當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國家和地區又低估了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帶來的巨大影響。這就使那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因國際投機資本沖擊而引發的金融危機。

　　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銀行體系管理缺失與風險監控不足，也是值得引起我們關注的一個經驗教訓。從當年的情況看，當時的亞洲金融體系是非常脆弱的。當年，我作為人民銀行負責政策研究的官員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東道主召開的30國央行會議，并直接接觸了泰國央行的資金管理官員。我非常吃驚地了解到，一些泰國商業銀行竟然無法完整保留貸款文件和流程的必要文字材料，當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涉及到該國銀行體系時，由于缺少一個完整和有效的銀行管理體系支持，由此形成了泰國同時爆發了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并蔓延和惡化了金融危機。由此可見，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忽略了開放條件下經濟安全和金融體制風險管理的脆弱性問題。

　　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效益固然重要，但經濟與金融安全始終是第一位的。在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時，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匯率政策固然重要，但加強金融風險管理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亞洲金融危機時，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不光是輸在匯率政策的使用不當上，而且還輸在對外金融戰略的缺失上，這是一種改革開放思路的系統缺失，也是一個金融安全風險管理意識的嚴重缺失。

　　因為，亞洲國家和地區在本幣升值時，未能考慮到貨幣貶值的風險；在低利率借入外部資金時，也未能考慮到大量資金撤離的風險；在超前開放資本項目時，未能考慮到國際對沖基金的沖擊風險。因此，由于缺乏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預警機制，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形成多米諾骨牌似的連鎖性沖擊是可以想見的。

　　我國金融戰略不足與危機意識欠缺是未來一大風險

　　主持人：那么，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有哪些警示意義呢？

　　景學成：在全球資產價格泡沫上升的背景下，尤其是當前我國面臨著流動性過剩等一些突出問題時，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如何有效地預防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值得當前大家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

　　我認為，首先，我們要進一步完善和強化我國的金融戰略。一方面，要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支持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同時要有效地監督和遏制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保障經濟安全，促進經濟良性發展。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體系應當向市場和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投資產品，以適應人民收入日益增長后的理財增值需要，也要為企業提供避險和保值產品。

　　其次，在中長期戰略定位上，我國需要在國際事務中繼續履行一個大國的責任，在貿易金融交往中需要考慮利益相關方的利益。通過政策協調，促進和諧世界和維護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也就引出了我國金融改革的總體戰略問題。

　　面對外部壓力與沖擊時，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做一些應急性的應對對策，這樣可能不利于提升我國中長期的綜合改革效率。當然，在封閉條件下是難以實現這些目標的，這就要求我們還需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逐步完善我國經濟尤其是金融發展的中長期戰略。

　　例如，人民幣項目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開放進程，我們要做到“心中有數”。我們要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發展戰略，既要避免錯過時機，又要避免“欲速則不達”。還有，我們要改善和促進我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僅有現貨市場及一些商品期貨市場，還沒有建立起金融期貨市場。例如，股指期貨和期權市場尚待建立，美元兌換人民幣產品的交易避險也只有遠期結售匯市場，遠不能滿足企業和居民規避風險與保值增值的需要。這些問題都是我國金融發展戰略中亟待解決的一些重要問題。

　　最后，我們還需要建立一個金融預警機制，以預防可能發生的局部性金融不穩定或動蕩，并在中長期發展戰略的框架內要設計出預防和排除金融風險的應對預案安排。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建立起一種預先風險提示機制，這樣才能讓我國經濟與金融的中長期穩定發展真正“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