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中的吳敬璉與國策中的吳市場

吳敬璉在上世紀以“吳市場”著稱，然而吳敬璉本人對“吳市場”究竟做了怎樣的評價，“吳市場”曾受到什么樣的波折，家庭熏陶對吳敬璉的學術品格有什么樣的影響……當代中國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和爸爸吳敬璉》，對“吳市場”背后的一系列問題做了解答——

　　對于廣大讀者來說，吳敬璉是一個熟悉的名字。關于他的書，以前也出過不少，但多是側重他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的。十年前，有出版社想出一本《吳敬璉傳》，當時準備讓我寫，按吳敬璉的意思，內容想主要側重他的經濟理論，以及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思考，但我對枯燥的經濟實在不感興趣，后來我就沒有寫，而是請吳敬璉的助手柳紅來寫了。所以，我寫《我和爸爸吳敬璉》不是如何側重他的思想，著筆的重點在他的個人成長史，而不在他的經濟學理論。寫他的經濟學理論，我不夠資格、缺乏興趣，也沒必要，因為爸爸自己的文字才是這方面最好的論述。目前很多媒體報道這本書時，用了“名門家族”或“名人爸爸”的詞語，對此，我建議最好避開這些詞語，因為我只是想介紹一個別人不知道的平凡的吳敬璉。我的筆觸，或許為讀者了解吳敬璉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反右”運動中的吳敬璉

　　吳敬璉在上世紀以“吳市場”而著稱，思想解放是其代名詞。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輕時的思想其實很“左”。吳敬璉自己都承認這一點。我在書中披露，在1957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吳敬璉講話比較小心，因為他在“向科學進軍”中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黨支部曾發生過一次沖突，他知道有人正虎視眈眈地等著整他。有一次，在他母親鄧季惺去參加北京市非黨領導干部整風座談會之前，他甚至囑咐母親說話要小心。然而他母親毫不在意說:“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們不都是為了黨好？”然后她很認真地提了很多意見，關于公私合營、關于新聞自由、民主和法治等等。結果，她和爺爺被雙雙錯劃為“右派”。吳敬璉因為在“向科學進軍”問題上的表現被批評為思想“嚴重右傾”，最后被定為“中右”，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解放初期，吳敬璉不但極力將自己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向一個共產主義者轉變，還推動家里人一起向左轉、向左看齊。我的保姆宋媽媽告訴我，她曾經聽見我爸爸“教訓”我奶奶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不知是不是真有這么一回事，但是下面這件事我曾聽家里不止一個人說過。

　　1945年日本人剛投降時，我奶奶一到北京就在石碑胡同買了一個四合院，還配了一批漂亮考究的紅木大理石家具，但我爸爸卻看著那些“資產階級”的東西總覺得不順眼，“大躍進”時就“替”他母親捐掉了一批，“文革”一開始便徹底把它們“處理”掉了。

　　“吳市場”的一波三折

　　吳敬璉這些年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即使頂著巨大的壓力，仍然不屈不撓。遭人誤解或批判時，他也生氣、也著急，但一轉眼又直言不諱了，攔都攔不住。柳紅在《吳敬璉傳》中記述了這么一個場景:“由于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1989年的風波，經濟改革再一次陷入了低潮，間接調控的提法消失了。1990年7月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黨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一開始就有人說改革出了方向性錯誤，應該是計劃取向，但是搞了市場取向。一位同志接過話頭說:中央從來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說:陳云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市場經濟。這位同志說:正式文件里沒有這個提法，就不能用。吳說:既然鄧小平都認為可以這么說，為什么我們這么說就大逆不道？雙方爭得面紅耳赤，86歲的薛暮橋極激動，話都說不清了。”

　　我一直想弄明白，近80歲的人啦，不思養老，還這么不停地追求，到底追求什么？在書中，我對這個“開關”作了探尋，其中有我和吳敬璉兩個人之間一個很長的對話，涉及了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經濟學家對政策的影響等諸多問題的看法。比如，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我問他:“您真覺得，中國現在還有完全回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危險嗎？”他答:“現在中國有希望，但是也還沒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險。”

　　關于他對自己的評價，我問他:“吳市場”算不算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答曰:那個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概是有幫助的。我問他“您一生里做過的最令你歉疚的事是什么？”他答:“批孫冶方是我做的最錯的一件事。還有，奶奶爺爺被錯劃‘右派’時，我也寫過揭發。當時在經濟所的批判會上，動不動就挨一頓批，那自己就趕快洗刷，說我也參加批判。”

　　通過“家族史”觀察吳敬璉

　　在書中，我更多地從“家人”的角度觀察吳敬璉，其中很大篇幅回顧了吳敬璉的父母——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和母親鄧季惺——1929年創立并經營《新民報》的艱辛歷程，展現給讀者的實際上是吳敬璉的一個家史。其中書中談到“奶奶的法治理想”一節很值得一提。

　　說到吳敬璉的母親——我奶奶對法治的崇尚，用吳敬璉的話說是“到了迷信的程度”。我在書中舉了兩個例子:如鄧季惺在1947年參加并當選立法委員，當時蔣介石做出“憲政”的姿態，搞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所謂“自由選舉”，鄧季惺當時把它看成是中國實行民主、法治的一線希望，但她當選立法委員后在立法院內所作的努力，并沒有使一個腐敗的政府由專制走上法治的道路，卻將自己送上了被追殺的逃亡之路。

　　第二個例子是1957年她批評一些政府部門不依法辦事，還一條一條地羅列需要改正的地方。她一向講真話不分場合，也不看人臉色。蔣麗萍、林偉平合著的《民間的回聲——〈新民報〉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傳》一書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詳細例子，這里簡列三條:她對法院的人講政法獨立；跟看守所的人說不能管嫌疑人叫犯人；問公安局的人在押人員怎么行使選舉權。那一次惹來的倒不是殺身之禍，不過被扣上了“右派”這么個帽子，工作也全丟了。

　　從書中通過吳敬璉的家庭史，可以看到，父親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追求的不是什么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市場經濟的舉旗人”等等，而是他們想用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來“影響這個世界，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兒女著書寫父親，在國內出版界已很常見。但我覺得這種寫法其中最關鍵的是能否保持客觀的角度，不溢美，不隱惡。在這本書中，我沒有刻意地美化父親，但我也坦率地說，我也沒刻意地想保持所謂客觀立場。

　　(作者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心理學博士、吳敬璉長女、《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