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書攬文武之道 筆邁千古江湖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上接《兒女英雄傳》以來的俠義小說和民國舊武俠小說，開創新派武俠文學；下啟金庸、古龍的一片天地。他這樣評價自己在武俠小說界的地位：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和金庸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旗，“金梁并稱，一時瑜亮”。梁金并世之時，曾主張“俠是下層勞動人民的智慧與品德的化身”，將俠行建立在正義、尊嚴、愛民的基礎上，摒棄了舊派武俠小說一味復仇與嗜殺的傾向，金庸更將之提升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梁羽生小說以實在的文史知識和古代詩詞見稱。語言文采飛揚，字里行間透出濃郁的書卷氣，故事中常常將詩詞歌賦、民歌俗語點綴其間。他的小說技法以傳統繼承為主，多用章回小說的形式鋪張故事，小說回目意境深遠，對仗精巧，情節推展明顯具有怡蕩有致的韻律感，敘事中也帶有明顯的說書人的口氣。其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濃烈，正邪嚴格區分。他的武俠作品，每一部都有明確的歷史背景，小說情節構置巧妙、穩厚綿密。有人認為梁羽生小說的缺憾在于“乏味”二字，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因為梁先生始終保有一種“正統”文人的姿態。梁先生自己也說：“可能我也犯過“離奇”的毛病。但我的作品中“離奇”不是主流，不是我的風格”。

　　精彩語錄

　　“俠”為何物？——
　　“寧可無武，不可無俠”
　　“俠是什么呢？十六個字——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
　　當年武俠小說被一些“正統”的學院派人士斥為低下時，梁羽生亮出自己的文學觀：“文學形式本身并無高下之分，所謂高級與低級，只取決于作者本人的見識、才力和藝術手腕。”

　　提及金庸——
　　“金庸比我寫得好（笑），我占點便宜，比他寫得早，我是開創武俠小說的人。1916年，胡適第一個寫新詩，很幼稚，‘天上兩只鳥，一個飛上天，一個跌下來’之類。總之，開始時不一定很成熟，在正常情況下，任何文學應該后勝于前。”
　　金庸寫“惡”、寫壞人比寫好人成功，寫邪派比寫正派成功。我認為《書劍恩仇錄》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張召重，寫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但寫好人君子，段譽啊，不夠精彩。這也是一個藝術手法，但從大的歷史觀來看，不要搞得正邪不分。我自己寫邪派怎么樣寫，都不夠金庸那么精彩，我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
　　1966年，受人之邀，梁羽生署名“佟碩之”，寫了《金庸梁羽生合論》。談到兩人的不同時，梁羽生稱，自己是名士氣味甚濃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我們（梁羽生和金庸）的友情是過去的，盡管不滅。他是國士，我是隱士。他奔走海峽兩岸，我為他祝賀，但我不是這塊材料。當年青島市市長請弘一法師（李叔同）赴宴，應邀的有社會各界名流。弘一法師沒去，回信道：老僧只合山中坐，國士筵中甚不宜。”

　　為自己筆下的男女主角排位——
　　“云蕾，飛紅巾，納蘭明慧，谷之華，脫不花；厲勝男也喜歡，愛得很真。做老婆合適的是云蕾，谷之華。做情人最好的是脫不花，一心一意愛你。納蘭明慧還不是做老婆的，像飛紅巾、厲勝男，做情人很刺激，但厲勝男你會為了擺脫不了她而苦惱，她愛得太厲害。還有就是我自己很尊敬的：呂四娘，《江湖三女俠》里的，她是我最尊敬的。這個“喜歡”是作為朋友老師的喜歡。是紅顏知己，不是現在的情侶，我相信有這種友情，比一般朋友好，能談真正心里話。我愛有學問的人，愛才學廣、人格高的人。
　　男的那就是張丹楓，金世遺。金世遺有點道家氣派，本身沒一個規范，有些小過錯，但本性是善良的；張丹楓是儒家的，有理想，有道德觀念。”

　　相關資料

　　新派武俠小說的開端——
　　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報紙上的口水戰難分勝負，索性簽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相約到澳門比武。《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靈機一動，力勸屬下梁羽生撰寫武俠小說，比武的第二天，《新晚報》就預告要刊登武俠小說，第三天，梁羽生“只醞釀一天”的《龍虎斗京華》就開始連載了。羅孚覺得一個人玩武俠不夠熱鬧，又請梁羽生的同事兼好友金庸參戰，創作《書劍恩仇錄》。幾分鐘就玩完的比武，打出了至今流風不絕的新派武俠小說的天下。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香港著名武俠小說家，被譽為“新武俠鼻祖”，自小浸染國學，且熟讀詩詞、擅于對聯。1922年生于廣西蒙山，1949年定居香港，曾供職于《大公報》。1954年1月，梁羽生在《新晚報》寫出了第一篇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自1954年至1984年，30年間梁羽生共出書35部，共計1000萬字，以其中的《白發魔女傳》、《萍蹤俠影錄》及《云海玉弓緣》最受歡迎，曾被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除武俠小說外，梁羽生還著有《中國歷史新話》、《文藝新談》等。他于1984年封筆，后移居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