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鵬：克魯格曼至少比中國經濟學家敢說

      克魯格曼上周中國行在中國的媒體和經濟學界掀起一股旋風，對于一個成功預測了亞洲金融[2.22 0.00%]風暴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并在55歲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他而言，在金融危機繼續蔓延的背景下在中國引起反響肯定是個必然。但引起這么大的反響肯定還有除開他經濟學成就以外的其他更重要的東西。那什么是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呢？我個人認為原因是克魯格曼作為一個杰出的經濟學家，敢于在公開場合堅持自己觀點，敢于批評自己所在的美國政府，敢于點破那些所謂的盛世華裝只是皇帝的新裝而已。而他這點東西恰恰是目前中國學界最欠缺的東西，也是中國民眾渴望得到的一種感覺，自然就加劇了他來中國的反響。

這次克魯格曼來中國，接連對陣龍永圖、張維迎、李稻葵、王松奇、夏斌等這些中國經濟學界的頂尖人物。很多對話因為精彩所以媒體格外感興趣。克魯格曼關于“中國巨大貿易順差是政府干預的結果”這一說法，引起的關注最多。我們暫且不去論證這個觀點是否正確，但我們悲哀的看到了國內學者們幾乎一致的反對聲，有甚者竟然依舊拿出老套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來批評克魯格曼。我們逆向思維一下，難道一個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而且以研究國際貿易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提出的一個觀點，就難道一點道理都沒有了嗎？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這些年來中國一些經濟學家經常性犯一些的低級經濟預測錯誤，從而直接導致了媒體和民眾經常質疑中國經濟學家的學術水平。包括經濟學家隊伍內部也有人公開聲稱，中國夠資格的經濟學家只有幾個人，中國要想出現諾貝爾經濟學家估計還需要若干年。對待這個問題我們要客觀全面的來看待，一方面要承認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和其他學科研究一樣，充滿了浮躁，缺少真正的真才實學。但即使如此，中國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至于那么低，這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經濟學家在中國缺乏獨立研究，發表獨立經濟學見解的環境。很多有見解的觀點和建議，很難有發表的空間。從而出現了一個黑色幽默的現象，這么多智商極高的經濟學家們就是不敢如街頭的小孩那樣，說出皇帝的新裝原來就是沒有穿衣服的。當然這種黑色幽默的現象長期存在下去，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負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經濟學就是們學科，學術的研究如果不讓其百花齊放，允許有不同聲音的存在，那么經濟學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克魯格曼的聲望很大程度就來自敢于對虛假的盛世說不，敢于對權威說不，也因為他生存的地方給他這種說不的土壤。

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經濟不靠先進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競爭力和創新精神的經濟模式，是“遲早要進行大規模調整”的。中國片面發展經濟的是有著巨大負作用的，即使GDP成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面對他這種逆耳的預言，我們真的不要激動，倒可以冷靜來想想，前蘇聯經濟發展短暫的輝煌時期和我們現在經濟發展模式的某種相同性。這種我們聽起來有點逆耳的聲音，也許可以促使我們更快的痛下決心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畢竟任何重大決策多聽點反對意見肯定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