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與我們遙相呼應張愛玲：十年后的紀念

張愛玲逝世的確切時間，可能已經無人知曉。

　　1995年9月8日，美國洛杉磯警方接到報告，說張愛玲家已經好幾天不見人了。房門打開后，人們看見了已作別人世的張愛玲。據(jù)此推斷，她的死亡時間很可能是在9月8日之前。

　　“她活到現(xiàn)在嗎？”當時，張愛玲去世的消息著實引起了一些人的驚詫。在他們的印象中，張愛玲早已與她筆下的三四十年代一同遠去。

　　一轉眼已是2005年。10年的光陰足以令一座城市改頭換面，而不變的是，如今依然有許多人借著張愛玲的眼睛來透視這個世界的華麗與蒼涼。

　　人們已不常使用“張愛玲熱”這個說法。因為“熱”是洶涌澎湃的。如今，張愛玲已經變成了一個符號，恰似滲入泥土的雨水。

　　紀念，從常德公寓出發(fā)

　　張愛玲故居常德公寓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與常德路口。如今，上海的一些老人仍不改往日的習慣，稱之為“赫德路上的愛林登公寓”。今年3月31日，這里掛上了“張愛玲故居”的紀念牌。雖然掛得太高，字又嫌小，對張愛玲作品的評價也簡化到了“樸素秀逸”四個字，但在“張迷”眼里，這塊牌子還是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這對張愛玲的文學地位終于有了一種肯定。可牌子上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比方說她哪一年生的，哪一年去美國的，都搞錯了。刻在石頭上的東西是不能有錯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遺憾地說。

　　其實在掛牌之前，早有許多海內外“張迷”慕名而來。但因此處是私人住宅，他們只能在樓下看看張愛玲用過的老信箱，或仰望張愛玲住過的陽臺。

　　“大樓西北角，從下往上數(shù)到第五個，種著綠色植物的就是。”公寓電梯管理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愛玲經常在夜里站在這陽臺上，看最后一班電車進場，她喜歡聽那個叮鈴鈴的聲音。”

　　從常德公寓往西南方向去，有一個叫美麗園的劇院，那兒正在排演一部名為《張愛玲》的話劇。該劇已醞釀多年、七易其稿、三度與舞臺演出擦肩而過，今年終于能趕在9月8日于美琪大戲院上演。

　　“把一代才女張愛玲的傳奇經歷搬上舞臺，這是第一次。我并沒有奢望完全真實地還原張愛玲，我們只能還原我們心目中的張愛玲。”該劇的編劇、上海戲劇學院博士石俊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張愛玲以前最喜歡在這里看戲、看電影，而今天我們在這里排演她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紀念。”

　　此外，原創(chuàng)歌劇《半生緣》將再次在全國上演。北京的新經典文化公司將與臺灣皇冠出版社同步推出張愛玲文集，其中收錄了一些散佚之作，以及張愛玲遺物的照片等;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也將于10月主持召開關于張愛玲的國際研討會。

　　喧囂，華而不實的追逐

　　許多人都記得張愛玲那張經典照片:身穿旗袍，臉龐微揚，睥睨的眼神無遮無攔地顯露清高。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她的文字相當通俗，甚至洋溢著市井氣息。

　　張愛玲在世時，她的讀者就涵蓋了各個年齡段、各個社會階層的人。也正因此，她常被誤劃入“通俗作家”一類，其作品的價值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掩蓋了。

　　“不要以為張愛玲的小說、散文只是寫一些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這些當然有，而且寫得非常出色，但除此之外，還有她對社會、對人生的一些很嚴肅的思考，只不過這些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來表達的，而不像一些人正襟危坐地教育你。”陳子善向《瞭望東方周刊》強調。

　　“張愛玲熱衷于描寫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寫道，人生有轟轟烈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日常的這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張愛玲對‘五四’所提倡的新文學傳統(tǒng)，即作為主流的宏大敘事，是有所糾正的。至少她嘗試了提供另外一種可能：不是從正面進攻，而是寫她所看到、認識到、體會到的歷史。她讓我們看到的歷史變得多樣化，不再只是平面的。”陳子善說。

　　也許這正如柯靈先生早年所說，主流文學似“堂皇的廳堂樓閣”，張愛玲卻是為那個時代所忽視的“回廊別院，池臺競勝，曲徑通幽”。因此直到上世紀80年代，她才為大陸的年輕讀者所了解。但即使是在所謂“張愛玲熱”已不可阻擋之時，她的作品在學術界仍處于邊緣地位。故居紀念牌上的謬誤，便是明證。陳子善笑說:“魯迅、茅盾的故居如果要掛紀念牌的話，肯定不會搞錯。這也形成了一種很有趣的對比:一方面張愛玲很‘熱’，另一方面連基本的東西都沒有搞清楚。”

　　陳子善同時表示擔憂:在張愛玲作品風行于世的熱鬧表象之下，還有許多華而不實的東西。

　　“用一個可能不太合適的詞，是‘庸俗’。張愛玲已經超出作家的范疇，成為一種時尚、流行的符號，這對張愛玲的理解并沒有什么好處。時尚的問題在哪里，就是大家都不去追問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像馬路旁邊有一群人看熱鬧，外面的人越圍越多，到后來連里面的人到底在看什么都不知道。這樣一種從眾心理，似乎不看張愛玲就變得很落伍，或者津津樂道于張愛玲和胡蘭成，這就很沒意思。他們無意中造成了一個后果，就是把張愛玲這樣一個嚴肅的作家給通俗化、時尚化了。”

　　歌劇《半生緣》的導演劉烈雄也對張愛玲作品的改編風潮感到不滿:“張愛玲的東西不是那么好拍的。現(xiàn)在雖然拍了不少，但許多都亂七八糟。”

　　共鳴，因為她與我們遙相呼應

　　如今，站在常德公寓六樓的平臺上眺望，再也不會有登高望遠的欣喜之感。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牢牢限住了人們的視野，也把已有70年歷史的常德公寓映襯得分外低矮和蒼老。

　　過去張愛玲常常站在此地，望見不遠處酒綠燈紅的“遠東第一樂府”百樂門，今天則根本無法看見了。而“百樂門”卻在近年恢復了原名，“Paramount”的霓虹燈又在夜色中閃閃爍爍，透出一些往日的繁華影蹤。

　　“張愛玲的東西在今天為什么仍能走紅？我覺得是因為她的時代和我們現(xiàn)在的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石俊向《瞭望東方周刊》分析道。

　　“比如說，上海的浮華又呈現(xiàn)了。張愛玲那個時代的人們關注的事情，比如股票，比如留學，也是現(xiàn)在人們關注的熱點。另外，現(xiàn)在的情愛觀也和當時比較貼近，像張愛玲對婚外戀的看法，對知識分子的戀愛悲劇的看法，還有對忘年戀的態(tài)度，都和現(xiàn)在比較相近。可以說張愛玲領跑了整整50年。”

　　陳子善則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張愛玲與當代社會的微妙關系：“張愛玲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而我們自己也處于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在轉型期之中。所謂轉型，就是要轉到另外一個時代。張愛玲很敏感，她曾經有一句話:‘不久的將來，將會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這個時代到底什么樣，我想她自己也不清楚，但是她預計到會有一個不同于她所生活著的時代來臨。后來果然來臨了。而我們以后會如何發(fā)展，誰都不知道。誰也說不清中國社會以后變成什么樣。這就是我們今天讀張愛玲、理解張愛玲的一個契合點。”

　　對此，劉烈雄補充道,張愛玲那個時代的“變動”和現(xiàn)在也有不小的區(qū)別。那時是政治的動蕩、民族的惶恐,而如今我們面臨的則是經濟體制的變革,以及整個社會的亢奮彷徨情緒。

　　張愛玲很可能沒有想到，自己的目光竟能穿越幾十年的蒼茫時空，將今天的世態(tài)人情一眼看穿。比起一些當代文學，反倒是幾十年前的張愛玲與我們氣味相投，更是在我們心中掀起風潮。這恐怕不是從文學審美層面就能夠解釋的。

　　“我們應該自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現(xiàn)代化策略，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紀40年代的選擇，比如同樣帶來城鄉(xiāng)之別、沿海與內地的差距;二是人的心理，我們只欣喜于她‘呼應了當下里無數(shù)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動的聲音’，卻并不能看到她在悲觀絕望中的深意，不能理解她文與人之間的微妙張力。”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倪文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