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中國第一談判專家

“你打算怎么寫我，寫多少字，發幾個版，登在什么位置，什么時候出？”剛一坐下，還沒等開口，高峰就先拋出了這一連串的問題，言語中透著幾許霸氣。看來，這位傳說中的“中國第一談判專家”絕非浪得虛名。

　　“第一”的頭銜，他遠不止擁有一個，其中還包括“國內公共危機干預權威”、“反劫制暴戰術談判中國第一人”、“中國反劫持談判專家總教頭”等。高峰掰著手指頭很得意地回顧著這一個個讓他紅遍大江南北的名號，然后又話鋒一轉：“這不是我自己說的，都是媒體給我封的。”

　　 中國談判理論創始人

　　其實，高峰完全沒有謙虛的必要。這位51歲的武漢人，2003年4月從湖北警官學院調入北京，現在是北京人民警察學院犯罪心理學教授。他不僅創造了中國第一個反劫制暴戰術理論，還為中國培養了80名專業反劫持談判專家，同時親自指揮過三起反劫持談判，無論是理論架構、專業技能傳授，還是最后的實際效果，他的地位在中國反劫持談判領域都無人可以撼動。

　　2004年7月，高峰出版了《反劫制暴戰術談判》一書，這本45萬字的理論著作填補了中國在該研究領域的空白，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中國反劫制暴戰術談判理論第一人”。

　　就在《反劫制暴戰術談判》出版當月，長春發生了一起劫持人質事件，最后劫持者和人質雙雙身亡的結局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按照慣例，媒體需要找專家對此事件進行評論，剛出版相關專著的高峰自然成了第一人選。

　　也是在那本書出版的同時，一個名為“反劫制暴談判戰術研修班”的培訓組織就在高峰所供職的北京人民警察學院成立了，高峰不僅是這個培訓班的發起人，而且幾乎所有的課程都由他一人一手包辦。

　　很快，這些由他親自教育出的學生在關鍵時刻派上了用場，沒有什么比這更令高峰興奮了。

　　說起學生們的出色表現，他如數家珍：“首批學生海淀公安分局刑偵支隊現案隊隊長頓松濤，在一起9歲男孩被綁架案件中，選擇了語言表達能力較好的小孩父親，教他如何運用語言與嫌疑人周旋，最后成功解救了人質；第三屆學生杜連偉，四平市公安局鐵西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1人救了8條人命……”

　　培訓效果的立竿見影，再次讓高峰體會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這說明我的定位完全契合了中國實際。”

　　 選學生的四大指標

　　別看學生們都這么英勇能干，當初他們進入高峰的培訓班卻并不容易。拿第一期來說，學員只招17個，而報名者卻有1700人之多。高峰選拔學生有四項基本標準：35－46歲之間，智商在120以上，布魯卡區（語言中樞）發達，社會民俗經驗豐富，知識面廣泛。

　　之所以限定年齡范圍，是因為“太年輕了沒有閱歷，年紀太大了體能又跟不上”。另外，僅僅腦子反應靈敏還不夠，嘴皮子還得夠厲害，談判是“要讓他的嘴能成為武器深深感染、打動甚至改變劫持者”。

　　語言表達能力的考核，有時高峰會讓考生講一個到目前為止最能使他心動的事，時間在兩分鐘到三分鐘。“能不能把事說清楚，有沒有基本的邏輯，能不能在說清楚的基礎上感染我，不僅讓我聽懂了，還得把我感動了。”光這一項就刷下了不少人。

　　談判拼的不僅是體能、腦力、口才，還需要很深的閱歷，而“對中國社會民俗的熟悉”在高峰看來是作為談判專家最起碼的素質，也是最后談判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就是要知道窮苦人是怎么受苦的，沒有錢的日子是怎么過來的，什么是一時逼死英雄漢，要知道一個人從民間社會走出來是多么艱難。”

　　高峰自己就是一個從底層走出來的人。他6歲喪父，隨后母親患精神病，13歲他就開始當家。

　　沒有對底層的關懷，也就不會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過去，中國出現了那么多失敗的案例，就是觀念上出了問題，始終居高臨下，認為劫持者應該屈服于我。”高峰說，這樣做不但不會讓劫持者降服，反而有可能會使劫持者更加惱羞成怒，而對人質生命構成威脅，如果一旦人質遇難，則意味著談判的徹底失敗。

　　這也是高峰在他的書中提出“反對以暴制暴、生命至上”理念的原因所在。“劫持者也好，人質也好，兩個都毫發無損，才是談判最大的勝利。”

　　 “心理戰”擊敗“賊王”

　　一次現場談判都沒參加過，“第一談判專家”的稱號是否名符其實？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高峰還在湖北警官學院當老師的時候，外界就風傳他是一個突擊審訊的高手。提到這些，高峰抿著嘴笑了笑說：“也許是因為那個‘江南第一扒’吧。”

　　這個據說從17歲偷到29歲從來沒有失過手的“賊王”，在高峰跟他見面之前，已經被警察盤問了無數次，但他都只字不說，最后公安局決定請高峰去試試。

　　高峰帶著兩包香煙進入審訊室，“我今天來沒什么事，是公安局的老師，警察的師爺，專門訓練警察的，對你那點破事（案件）不感興趣，但是我對你委婉凄涼的人生故事和悲壯的人生經歷充滿莫大的興致，我想了解你的心理活動。”

　　這是高峰說的第一句話。“賊王”不冷不熱地看了他一眼，“心想這也不是什么好鳥”（高峰說）。接著，高峰點了支煙，輕輕地吹了一口，裊繞的煙霧把“賊王”不大的腦袋都給籠罩了，這時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兩米。

　　高峰平常也是個喜歡抽煙的人，他知道人一般在兩種情況下會抽煙，一個是酒足飯飽或喝酒期間一支煙，一個是最痛苦最憤懣的時候要抽煙，“賊王”顯然屬于后一種情況。

　　“你要不要抽一支？”高峰試探性地問他，對方瞅了高峰一眼，半信半疑地說：“你跟誰說話？”這是“賊王”第一次用人跟人的方式說話。“當然跟你說話，屋子里還有第三個人嗎？”“我能抽嗎？”“哎呀，煙擱這兒就是抽的嘛，還分家？！來吧，我給你拿。”

　　“賊王”硬生生地看了高峰一眼，這個偷錢時手從來沒抖過的少年在接過香煙時手卻在瑟瑟發抖。高峰知道機會來了，他從對方腿上一條縫了24針的傷疤聊起，“賊王”便心無芥蒂地開始跟他侃侃而談。

　　“談他的生活，他的閱歷，悲從喜來是怎么發生的，他怎么留戀父母，怎么埋怨這個社會，我也談我人生的體會，談我對他的理解，談他現在應該做的事，談他每一次在盜竊當中成功的心理活動，告訴他本質上應該是一個什么人。”

　　就這樣，他們從早上9點一直聊到下午3點，最后，“賊王”淚流滿面地對高峰說：“你說的話全部是人說的話，入情入理，我就沖著你說的話，今天栽了我也認了。”當晚，他供認了9起案件。

　　 “沒有人可以勝于我”

　　回過頭來看高峰的成功，怎么看都有點大器晚成的感覺，但高峰認為“我是在原來成功基礎上再成功一次，（圈內）沒有人可以勝于我。”

　　兩年前，北京人民警察學院也正是看中了他扎實的研究功底和突擊審訊經驗才把他調來，同時也把一項重要的課題交給了他：中國反劫制暴談判理論。

　　這是一個中國從來沒有人涉足過的領域，也就意味著并沒有任何資料來源。找尋中國四大金牌案例的當事人，了解各種細節是高峰調研的第一個重點。從這些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警察參與反劫持談判最后成功的案例中，高峰不僅歸納出了談判規律和特點，而且還創造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談判方式———近距離談判。

　　“我從來不借鑒任何人的東西，全部原創。”高峰說這是他最喜歡自己的地方，“我跟別人不同之處就在于，我的閱歷和我的知識能跟理論融為一體，隨時能提煉出新東西。”而他的閱歷之深，從當年在湖北大學讀遍中外心理學著作時積累下的12萬張卡片即可見一斑。

　　有關選擇談判專家的標準，外界還流傳著高峰的一句經典名言：要丑的不要帥的，要矮的不要高的，要胖的不要瘦的。

　　“從心理學角度說，越高越大越完美，對對方越有壓力。”一次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主持人問他：“姚明、白巖松、濮存昕、阿丘這四個人，哪個更適合做你的學生？”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阿丘，“想做談判專家，里面要比外面更精彩。”

　　這個在生活中說起話來自信得近乎張狂的人，平時講課從來不帶講稿，只要走上講臺，幻燈機一開，他全身的細胞就都活了起來，“你要是來聽我的課，比現在聽我說話不知要精彩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