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評述中關村1980到2006年的歷史入手，描繪了中國社會發展波瀾壯闊的畫卷。
中關村曾經被當作一個“試驗區”。假如我們以為“試驗區”的含義，僅僅就是發明新技術和推銷新產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實上，它更大的意義在于試驗著新的社會思想和價值取向。因此，與其說中關村在技術上有什么貢獻，不如說中關村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舊體制的破壞和突破，從而激醒了中國人創造財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熱望。
本書描寫的人物中，既有對中關村的事業大力推進或橫加阻攔的高官，也有在中關村渡盡劫難甚至翻身落馬的顯要，還有在中關村功成名就的企業家、世界500強的超級大鱷；既有悲劇英雄，也有亂世梟雄，當然，更有那些懷揣夢想的新一代創業者。所有的這些雄心、野心、商戰權謀、虛與委蛇和徹底瘋狂，伴隨著云譎波詭的政經風云，在中國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這不僅僅是一個地區、一群企業或企業家的歷史。作者在這部作品中，試圖將企業的興衰沉浮，與個人品行、國民性格、政府行為、政治風云、世界潮流合并起來思考。這樣一種對于歷史的思考，也許更有利于我們的未來。

凌志軍，祖籍廣東，生于上海，長在北京。15歲到工廠做工，16歲做農民，19歲當兵，25歲成為新華社記者。沒讀過中學，也沒讀過大學。30歲考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3年后獲得法學碩士學位。現在是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資深記者。
迄今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進入暢銷書排行榜。他的著作還以英文、日文、韓文和繁體中文等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3年所著的《成長》，即本書第一版，在眾多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中引發了極大共鳴，改變了許多人對教育的看法和他們的命運。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讀者寫信給他。2003年的《變化》被中國大陸媒休評為“年度圖書”，同時在臺灣獲得“開卷好書獎”。2003年底，他被新聞雜志《南風窗》評為“年度人物”。2000年的《追隨智慧》，在大學校園里引起強烈反響，被評為當年“最佳紀實文學”。1998年和同事馬立誠合著的《交鋒》，在中國政壇引起轟動，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成為當年中國第一暢銷書。《聯想風云》入選“2005年最佳風云榜”，并獲得“2005年度北京地區最佳版權輸出圖書獎”。

1980-2006，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
中國時政作家第一人凌志軍繼《交鋒》《變化》之后又一部力作。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中關村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試驗田，更是中國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搖籃與發源地。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里，中關村成為我們這個國家的縮影，經歷了無數溝溝坎坎、風風雨雨，個中滋味，我們這些身處其中的民營企業家甘苦自知。作為嚴肅而負責任的記錄者，凌志軍先生給我們提供了這部大氣而恢宏的作品，為所有關注中關村、關注中國改革進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壯麗、真實的畫卷。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 柳傳志
中關村，一個匯集了太多的變革與躍遷、沖擊與包容、堅韌與輕狂、靈感與夢想的地方。當大洋兩岸不同風格的創業理念和不同背景的創業人群，在這個原本只是北京西郊一隅的地方交匯、融合，當一代代新技術、新模式和新IT人在短短十幾年間制造出無數激動人心的起伏跌宕，很少有人能夠像凌志軍那樣從容、縝密地繪制出中關村的大幅畫景。應當說，本書為梳理中關村的發展脈絡，揭示IT人的創業歷程，解析中西方企業文化的融匯規律做了一次大膽而有益的嘗試。
——Google全球副總裁、中國區總裁 李開復
《中國的新革命》不僅是中關村高科技創業歷史的寫照，更是中國覺醒和崛起的縮影。凌志軍以犀利流暢的筆鋒，獨特、深邃的洞察力和抽象力，給中國和世界奉獻了又一筆精神財富。
——微軟全球副總裁 張亞勤

前言
第一部 白頤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國。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第三章 電子一條街——我的生活從此改變。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兒爺”，又是“板爺”。
第五章 走進新時代——此事宜速作出決斷，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葉漫山時——到底往哪個方向走啊？我們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連憲法都要給改革讓路，還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試驗區（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風疾雨驟——能逃過這一劫，真是幸運！
第九章 轉變的年代——我完成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類拔萃之輩：第二代創業者——我沒別的本事，只是玩兒命想辦法滿足消費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這一關過不去，我們必死無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科學提供燃料，商業才是發動機。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關村這個環境，是個東西就能賣，是個好東西就會搶著賣。
第十五章 市場又在召喚——從現在開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時代的入口處——憑什么？就憑我們這幫人的腦袋！
第三部 科技園（1999-2006）
第十七章 爭論國——抵制美國貨，計算機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企業有生有死，但輪到我們自己頭上，總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進——它能成為下一個硅谷嗎？
第二十章 互聯網時代——冬天不是即將到來，而是已經到來。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法無禁止不為過。
第二十二章 海歸：改變中國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三章 螞蟻雄兵——他們的單個是弱小的，但群體是強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鏈——中關村就要死亡？還是剛剛開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歸——我見過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關村來親自再做一遍。
尾聲

在中國做記者或財經寫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樣，首選是凌志軍。上午拿到他新出版的《中國的新革命》，放下手頭的工作一直讀到現在。
凌志軍是一個肯下死力的人－－我從來對這樣的人充滿敬意，資料工作做的很細，而且便邊記邊思，有自成體系的思維邏輯。他的《沉浮》和《變化》是兩本很奇特的書，對上世紀90年代的細微觀察和評論，我沒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他寫《聯想風云》，據說銷售不如預期，但在我看來，卻是迄今國內寫作最成熟的公司史，堪稱經典，其考據之詳盡，論述之細微，格局之龐大，沒有別的作品比得上。很多公司史的書籍過了兩三年就不能再讀，而《聯想風云》卻是所有研究聯想者無法繞過去的作品。
在研究聯想、中國微軟之后，他新出的《中國的新革命》寫的是中關村，關于這個主題之前有數人寫過，凌志軍此次出手，顯然遙遙凌駕眾人之上。他研究了眾多的材料，訪問了大量的當事人，對中關村的26年歷史做了目擊式的紀錄。
這真是一部讓人致敬的作品。
唯一讓人感覺突兀的是，這個書名。大概是我個人對revolution這個名詞比較敏感吧－－看到那個漢字我就想到“拿走別人的一條命”，所以不喜歡。
據說凌志軍最近身體不太好，衷心希望他快點好起來。
——吳曉波 2007/04/09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就會失去信譽；如果我迎合民間輿論，也有嘩眾取寵之嫌。總之，無論唯上還是媚俗，都會離開公正客觀的立場，使得人們更加簡單化和更加夸張地估價某些問題。我不期望本書的描述能和中關村的正史合拍，那時歷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職業是記者，對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記者的本能。我希望然讀者了解這里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故事，從中得到自己的結論。我想對讀者說：“它在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之路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　　——凌志軍

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縮影。在２０世紀的最后２０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２１世紀的第一個１０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話題。它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著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選自《中國新革命》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連憲法都要給改革讓路，還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遲到1987年12月，溫家寶已經注意到中關村的爭端。當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還是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負責一個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機構。這機構由一群頭腦敏銳、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員組成，并無實權，但卻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決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議。現在，溫家寶把國務院七個部門的負責人召到中南海來開會，告訴他們，中關村正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來一次徹底調查。
　　12月15日，調查組又來了，這一回勢頭更大。其成員來自國家科委、國家教委、中國科協、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區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歲名叫于維棟的官員率領著，浩浩蕩蕩，開進白頤路。白頤路上的最新傳言說，調查組是拿著“尚方寶劍”來的，這個于維棟就是“欽差大臣”。這并不是無中生有。根據于惟棟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釋于惟棟曾經撰寫一篇文章詳細回顧當時情形，文題《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決策過程》。收錄于王珍明主編的《中關村》一書。它應當成為中關村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為它提供了當時一連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細節。當時他的背后不僅有溫家寶在支持，而且還有別人。事情是由新華社記者夏俊生的那份調查報告引起的。于惟棟說，當他看到這個文件時，那上面已經有四位領導人簽署的意見，包括黨中央總書記。這意味著，他得到的這件差事是不尋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著他。
　　問題到了于惟棟這里，是中關村的幸運。此人原本就對中關村懷著一份舊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當過清華大學的兼職教授，還曾是個設計原子能反應堆的工程師。1982年他進入中南海，成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一名專事調研的官員，擁有學識遠見和務實精神。他的強烈的民間情懷常常左右著價值取向。他信奉“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眾自己走出來的，不是哪個領導指示的”。同時他也相信“這里面有一個領導支持和認可的問題”。不用說，讓這樣一個人來主持即將展開的調查，就有極大可能在白頤路與中南海之間架起一座橋。
　　讓那些離經叛道者名正言順，至少不再被當作反面人物，這是中關村走向坦途的必經環節。于惟棟第一次看到了這種可能性。鑒于他所處的位置，他是有機會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轉向的。
　　就當時的情況看，有兩點考慮是達成目標的關鍵。第一個是如何得到正確的結論。這與于惟棟的價值取向和中關村的實情有著必然聯系。中關村是個惹是生非之地，過去幾年沒完沒了的那些舉報、攻擊、調查和批示，不絕于耳。于惟棟能夠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見，甚至洞悉“中央領導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樣說明這個問題”當作第一個關鍵。這一點他從自己的直接上級溫家寶那里也能體會。后者向他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是“這個調查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第二個是時機問題，也就是怎樣才能讓中央領導接受他們的結論，進而讓調查人員的想法產生效果，甚至變成一項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棟回憶起這段往事，承認他當時滿腦子都在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在中央辦公廳，也要考慮到方式，根據我過去工作的經歷，我深知要辦成一件事是比較難的”。他甚至還向同事們講起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位科學顧問促成“曼哈頓計劃”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夠悟出一點什么來于惟棟把這個故事叫做“美國曼哈頓計劃小插曲”，講給很多人聽。他說，當年德國人在加緊研究原子彈。有人就去說服愛因斯坦，讓愛因斯坦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信，促使美國政府盡快重視和開展原子彈的研究。這封信交到美國總統的一個科學顧問手里，請他轉交總統。但是這封信在科學顧問手里壓了一個月。為什么呢，就是要考慮一個時機和效果的問題。這位科學顧問動了一下腦筋，一個就是要能跟總統說上話，比如，很多人開會的時候，你給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個是心情比較好的時候。后來有一次啊，他看到機會來了，羅斯福心情也比較好，也比較悠閑，他就把這件信遞交了，說明了原因。羅斯福當時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給秘書了。

　　——選自《中國的新革命》第七章

新疆界
——“法無禁止不為過。”

　　經歷了80年代不正規的、自發調節的童年期，又經歷了90年代無法無天的青春期，中關村現在試圖建立一套保證市場秩序的新法律。隨著立法進程的開始，一些前所未有的游戲規則在這片新興土地上被付諸實施。投資者們不必再擔心會遭遇強權者的掠奪，不必再為了一些模棱兩可的法律界限憂心忡忡，而企業家們也有了著眼于長遠的賺錢的希望。
　　2001年1月1日頒行的《中關村條例》，直到今天都被人們叫做“中關村大法”。盡管當時我們國家已有20個省市為高新技術產業制定法規，但是這個“條例”還是受到專家們的異口同聲的歡呼，理由是它的立法精神貫徹“適度超前”的原則，并且“充分借鑒國內外經驗”。蕭江平，北京大學法學院的一位博士生，說它“對社會公平的追求精神令人欽佩”。新加坡聯合早報當時刊登的一篇評論說：“這是一部充滿了對知識和人才敬意的地方法規。”即使像周旺生這樣冷靜刻板的法學教授，也會為此激動起來。“這是北京市立法和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的一個歷史性時刻。”他寫道，“一個充滿制度創新和先進氣息的法制環境，一個引領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先進方向的科技園區的法制環境，由此而奠定基礎。”這些話有些過頭兒。然而“條例”的確是從這塊新興土地發展出來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法律。它的全文共計八章80條。和中關村的現實地位一樣，它的法律也是新舊兩種理念雜交出來的混血兒，讓你興奮，也讓你感到美中不足：是啊，它為什么沒有更好一些呢!
　　充滿活力的社會一直是法律創造者的天堂。奇怪的是，經過20年生機勃勃的探索，直到21世紀開始時，中關村從來沒有出版過任何法律書籍。法規少得可憐，并且混亂，缺乏編纂，沒有判案報告可以遵循，也談不上任何研究。對人們行為發生作用的規范，只有“18條”。它是政府1988年決定在這里建立“試驗區”的時候制定的，全名叫做《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條例》。與其說是條例，不如說是政策，因為它基本是當時政府拍著腦門想出來的。至于法律，那時候一切都由自學成才的律師、警察或者行政官員改行的法律顧問，以及外行的法官說了算。中關村很長時間都沒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只有一個名叫曹永訓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退休干部，是這方面的熱心人，他后來成了當地政府的法律顧問，將他知道的幾個案例打印成冊，發送不過十幾份。
　　這是國家的縮影。這個國家一向信奉“清官政治”，崇尚“道德治國”，沒有法律傳統。20年前開始的這場新革命，并不是因為國家有了新規則，而恰恰相反，它緣自一種無法無天的局面。這同西方的開拓時代截然不同。當年美洲大陸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上，一群新移民不期而聚，總是先商定一個游戲規則，然后開始游戲。規則在先，而行動在后。無論一個集體、一個社區、一片新大陸，都是如此。而中國人則是先干起來，至于規則、目標以及到達目標的道路，都可以“到時候再說”。這在古時就有一句充滿智慧的俗話來表述，叫做“船到橋頭自然直”，在今天，“摸著石頭過河”則成為所有改革者的座右銘。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勒后來指出：“中國不缺經濟學，缺的是法律。”他說出了這個國家一大特征。然而他卻始終不能明白，這個國家的成功之道，恰恰在于沒有規則。我們只要看了本書前面敘說的那些故事，就可以知道，所有成功者都是破壞規矩的大師，他們不是讓那些既成的規則對他們無可奈何，就是恰倒好處地進入那些沒有規則的領域。
　　一個立法領導小組隨之成立。為了避免重蹈過去4年的覆轍，這一回他們把政府部門全都甩到一邊。立法領導小組的三位組長，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陶西平和北京市兩個副市長，劉志華和林文漪，來擔當領導小組的三位成員有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的兩位副主任，陸昊和任冉齊，還有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王嘉彥。。1999年11月25日晚上他們召開第一次會議，當場制定一個激進的時間表，要在7個月內提交新法律的草案，以便讓陶西平領導的市人大常委會去審議。陶西平指出：“中關村建設是北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立法又是中關村建設中的重中之重。”劉志華也隨聲附和：“中關村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自然環境差，而是法制環境差。”看到兩位領導者如此一唱一和，一位與會者當即說：“這一回是要來真的了。”一開始，大家仍然陷在無休止的爭吵中。趙慕蘭多年以后還對當時情形記憶猶新：“一開會就吵架。”好在這一回不再是利益之爭，而是立法本身遭遇的困境。首先是，中關村是否具有“立法權限”？其次是，一部地方法規能否超越國家法律？最后一個問題，新法律應當貫徹什么樣的法律精神？
　　他們很快就解決了前兩個問題。我們國家的立法體系乃由“中央與地方”兩級組成，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無須經過授權既可“制定地方性法規”，前提是“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這樣的立法規制不能說不夠嚴謹，可是它在一群渴望突破囹圄而又機變百出的官員手里仍有可乘之隙。他們很開心地獲知自己擁有立法權力之后，立即決定做出一些違反常規之舉。有人忐忑不安地向市委領導報告，說新法律賦予中關村的某些權力已經超越國家法律。這位領導反問，國家法律里面有沒有提到“禁止”？他的邏輯是，“它沒說禁止的，咱們都可以寫上。”
　　但是第三個問題卻要復雜得多，不是憑借這些機巧和變通就能解決。它在好幾個星期里都是立法者們不能逾越的一個障礙。老實說，他們是大膽的跟隨者，而不是有經驗的專家，他們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立法精神”。他們比前輩們更懂得立法過程和法律成果的重要性，可惜腦子里面那些搭建法律體系的方法、技巧和原材料，仍然是一些土生土長的東西。于是他們一致決定去請教專家。

　　——選自《中國的新革命》第二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