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自然的這個大秩序里應該怎么做？人類確實在挑戰自然方面有卓越成就，但是，你再看看樓蘭、看看尼雅，看看失落在塔里木盆地里的一個又一個文明吧。考古學家說，2000年前的樓蘭就像今天的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明交流大道上的繁華之地，但是這顆文明之珠多么脆弱，當塔里木河的水拋棄了這一方土地的時候，文明就枯萎了。

　　長江的命運又會怎樣？ 在面對三峽這個人類巨大的工程時， 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想到這是人類挑戰自然秩序的一次絕無僅有的行動？ 它將怎樣永遠地改變長江，改變長江里的生命，改變長江養育過的文明，改變現世長江邊人的生活？對此或許還不到評說的時候，但作為當下正在經歷的一個記者的職責，就是記錄！

　　記下涪陵、豐都、萬州、云陽、巫山、奉節、秭歸這7座即將淹沒的城市的最后容顏，記錄長江文明在這里沉積下來的蹤跡，悄悄壓住埋在心底里的一聲嘆息，用眼睛所看到的細節，講述一個人與自然大變動關鍵時節的種種場景，我想知道一個城市被宣布死亡日期、一天一天倒計時計算這一天到來的時候，是什么樣的感覺；我想精確知道一個家庭即將搬離他們祖祖輩輩的老屋，是什么樣的感受；我想看到人們向老屋告別時臉上的表情和背上的行裝。

　　“那一天晚上，一場雷暴顯示了涪陵的非同一般。半夜，被轟鳴的雷聲驚醒，當時的感覺自己像是躺在一個巨大的砧板上，被鐵錘反反復復地砸。上下都是堅硬的鐵，中間是一團亂如麻的敏感神經，一下一下……

　　那一刻，突然覺得我和巴人是那么的接近，我穿越了幾千年的時光隧道進入了巴人的內心世界。

　　在這樣的云雨瞬息即至，大自然隨時糾集起各種力量發威的地方，人會用他的全部想象去向大自然“獻媚”。

　　如果我是一個生活在巴山渝水的人，我也會象巴人一樣，向自然的偉力低下自己的頭顱。同時我也會小心翼翼地學著和它和諧相處。”

　　這是我寫在“三峽無法告別”系列報道里的一段話。我想，《南方周末》的“三峽無法告別”可以說是環境報道，但它又超越了環境報道，假如，我們理解環境報道僅僅局限于“環境”二字，路就會越走越窄。一個記者只有忠實的記錄或許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思考。

　　有關野馬放野的寓言

　　長江三峽的采訪和報道，給了一種眼光和一個思考問題的角度，從此以后，不論是行進在太行山的褶皺里采訪一群盲藝人，還是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記錄那些即將失去的老宅子，我都能感到自然的秩序與尊嚴，它讓我凜然起敬不敢造次，我總在想，人類在這個大秩序中應該怎樣約束自己的行為，我努力地在生活中在我的報道中尋找人與自然秩序的和諧，不論是寫長江里中華鱘的命運，寫人挽救中華鱘的努力，或者寫新疆曠野中的野馬，再或寫北京一個四合院的拆除，我似乎都找到了一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可能不是用來判斷對與錯的，而是用來衡量一種美的，自然、生命、人，在這個大構架里，各得其所，各安其身，和諧共處就是一種美。

　　新疆野馬故事我一直跟蹤報道了十多年，野馬是一個有6000萬年進化史的動物，但在短短幾十年內斷送在人類手里。野馬的野生種群在上個世紀某個時刻在地球上絕跡了。也就是說，馬，陪伴和參與了人類文明上升全過程的、人類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它的原始的根，斷了。

　　現在野馬靠100年前被西方探險家擄到歐洲美洲的動物園里做馬戲演員的馬保留下了物種，沒有哪種動物像野馬一樣歷經苦難，流離失所，背井離鄉。沒有哪種野生動物的生命自然歷程像野馬這樣受到過人類的強烈干預。

　　現在人們想回復野馬野生的生存狀態，想通過人工馴養放野的方式恢復野馬野生種群，但十幾年來，野馬同放馬的人經歷了極度的艱難，我用十年的時間記錄野馬與人類的共同掙扎和努力，《我看見中國第一匹野馬死亡》—野馬因為長期圈養而肥胖最終難產死亡；《讓野馬野去吧》—人們不得不將野馬放野實驗，在整整被圈養100年后野馬奔向原野；《野馬危急》放野之后野馬不堪大自然的磨礪而失蹤和死亡；《野馬在野已三年》記錄的是野馬在付出沉重的代價后開始在原野上生存并在沒有人類干預狀態下生下了小野馬，但問題接踵而至，人類過量地開發了準噶爾盆地，原來野馬的家園現在到處都是人了，就算是恢復了野性，野馬又到那里去野呢？

　　我這覺得野馬和野馬放野本身就是一個寓言：人類在彌補自己犯下的錯誤有多難，要走的路有多長，或者借用托爾斯泰小說《復活》的寓意，這是一個物種的復活，也是人類的復活。

　　環境、生命，最后的指向是人類心靈。作為一個記者，雖然沒有報道過更多重大的影響我們生活的環境事件，但宣揚一種意識和價值標準，或許也能讓人稍有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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