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日首次制定并公布了《建筑工程施工勞務工計價指南》。農民工可采用日工資單價、實物工程量人工單價、建筑面積人工單價等多種方式計算勞務報酬，用工合同簽訂前，可任選一種。其中日工資按月平均日歷天數（扣除法定節假日）以8小時計算，不包括加班加點工資。最低的普工日工資為38元，最高的裝飾木工為58元。如用工方違反規定，農民工可到當地的建筑安裝管理部門投訴（7月29日《東方早報》）。筆者認為，只有當“農民工工資指導價”成為可訴性權利，“指導價”才具有了剛性價值。

　　農民工工資偏低，一直是我們整個經濟社會的隱痛。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4月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4月16日新華網），農民工的月工資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這是對京、滬、廣等11個省（區、市）進行調研的結果。與長期低工資相反的是，全國物價一直不停地上漲，甚至是瘋漲。一位農民工說：“十年前進廠是拿這個工資，十年后孩子都讀中學了還是這個工資。”

　　工資偏低甚至極低，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成了社會上利益受損的最大群體。最大的勞動付出得到的卻是最低的報酬，使他們失去了最起碼的人格尊嚴。而為了養家糊口，為保住并非易得的飯碗，不得不忍氣吞聲，忍受著無良業主的盤剝。在失去了最基本的訴求權利，最基本的話語權的同時，仍然不免嚴酷的生存危機。不少農民工說：“到醫院看個感冒要50元，吊個針要70元，千萬保佑自己沒病。”感冒一次所用的費用占他們一個月工資的1/8左右。以至于醫療費用高成了農民工最大的心病，他們普遍對“得大病沒有錢醫治”非常擔心，對“工傷后老板不管”十分害怕。

　　但是，長期以來，許多地方的政府對此卻麻木不仁，漠然置之。以市場經濟用工雙方自由博弈，政府不能管得太寬為借口，放任無良用工方肆意侵害農民工的權益，甚至默許和縱容對弱勢群體的無恥掠奪。不僅與執政為民的行政目標相去甚遠，而且與構建和諧發展的社會宗旨背道而馳。其結果在損害農民工利益的同時，也損害了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早在2006年，《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就明確提出，要規范農民工工資管理，切實改變農民工工資偏低、同工不同酬狀況。可見，促進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不僅是政府的分內職責，而且大有可為。因為，不斷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課題。與其責備缺乏社會責任、缺乏道德良知的“黑心”企業家，各級地方政府不如捫心自問，轉向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采取切實措施，保障農民工的合理待遇和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