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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紹：
——66人被欠工資
耿士京、王旭紅等66名農民工大部分是來自河北曲陽縣的農民， 2005年4月，經人介紹，他們來到了北京市某區的訓練中心建筑工程工地打工，用人單位是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耿士京等人和大多數外出打工的人一樣，并沒有直接和用人單位的負責人聯系，而是與工地負責人劉運福談好了做多少工、每天給大工多少錢、小工多少錢、吃飯住宿如何解決以及干完后什么時候給錢，耿士京這些人對劉運福答應他們的條件還比較滿意，就這樣到工地干活了，當時只有口頭約定，并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當時約定的是，由四川布眾達公司每月給農民工支付生活費，可干開活以后，他們從來也沒有拿到一分錢的生活費。這些農民工就跟著耿士京一起去問劉運福，劉運福對耿士京說：“我們也是從別人手里分包來的，總承包方是北京某建設集團，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給我們一分錢啊，我們哪有錢給你們。這樣吧，你先給他們把生活費墊上點，等工程都完工了一塊兒給你們結算吧。”劉運福既然這樣說了，耿士京只好答應，再說這些人大部分在外打工都是靠著自己的，只好先墊著了。
工程主體很快就干完了，農民工向用人單位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要工錢，當他們找到劉運福時，劉運福仍然說，“我們上頭的總承包方北京某建設集團也沒有給我們結算，公司現在也沒錢，沒法給你們結算工錢。你們要是著急用錢，那你們直接去找北京某建設集團好了。”聽劉運福這么說，這些人都著急了，“干活兒以前說的好好的，說一干完就給錢，可現在倒好，干完活兒了，你們是不是想賴帳，不給我們錢啊？”工友們大聲嚷嚷著。看到這個局面，劉運福擔心鬧出什么事，趕緊向他們解釋，說的確是上面總承包方沒有給錢，要是給了錢，肯定要先給農民工結算呀。聽到他這樣說，耿士京他們也沒有辦法，他們不想這么拖下去，干脆自己去找北京某建設集團要錢去。
北京某建設集團在工地上設有辦公室和負責人，這68個農民工知道耿士京常出來打工，見過些世面，就選他和其他幾個人去辦公室找負責人談他們的工錢。當耿士京他們找到北京某建設集團在工地的負責人張華后，耿士京把這些農民工在工地干完活兒卻拿不到錢的情況和他說了，希望北京某建設集團能早點把錢給下面的承包方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這樣他們農民工也好早點拿到錢。張華卻有點不耐煩的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們會盡快考慮的。”一聽他這么往外推，耿士京和幾個老鄉知道事情有點難辦了，他們也不知道是不是兩家公司之間有什么矛盾，可他們之間要是結不了錢，自己就沒法拿到工錢啊。耿士京一看張華已經坐在辦公桌前寫什么東西了，根本不理他們，幾個人只好先出來。商量了一番后，決定還是要讓北京某建設集團早點算錢，他們又找了幾次張華，最后，在2005年8月下旬，北京某建設集團總算將款付給了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一聽到錢已經給了布眾達公司，耿士京等人高興的趕緊去找劉運福，可劉運福又找著理由了，說：“錢是給了，不過是由北京某建設集團把錢轉帳到公司的帳上的，現在錢還沒法從銀行取出來，要有會計核對、老板簽字以后才能取錢，你們再等等吧。”這些高興而來的農民工只好又一次無功而返了。
等待著，催促著，然后又是等待。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幾次三番的向劉運福要工錢，他終于在8月27日答應了在8月29日發工資。兩天的時間一晃過去了，到了8月29日一大早，耿士京和其他工友早早等在劉運福辦公室的門口，可是等了有兩個多小時了，也沒見著人。這是怎么回事？農民工越等越擔心，人也越來越多，聚在一起議論著。看到工地上圍了一大群人，四川布眾達公司的一個自稱姓吳的經理過來說，“你們是在等著劉運福嗎？別等了，他跑了。”一聽到劉運福跑了，人群中立刻喧嘩了起來。耿士京等人就向這個吳經理要他們的工錢。可吳經理說：“你們要錢別找我，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劉運福是工地的負責人，你們又是跟著劉運福來干活的，現在他跑了，還冒領了公司一大筆錢，我們還找他呢。現在劉運福要是不出面，公司就沒法給你們發放工資。你們要么就去找劉運福，讓他們出面結算清楚，我們立刻就能給錢；要不你們就去告狀去，現在公司是一分錢都不會發。”
——自己艱難維權
劉運福已經跑了，這個大的北京城去哪里找他？再說他還不一定就在北京。耿士京這66個農民工無奈之下，只好向工地所在地的勞動監察部門舉報。他們向監察工作人員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之后，工作人員說，“你們在這里干活兒的那個工地完工了嗎？”耿士京說：“完工了。”“工程都已經結束了，那就不歸我們這里管了，你們去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經營所在地的某區投訴吧。”那個工作人員說。
農民工聽監察人員這么說，只好又跑到了某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了四川布眾達公司拖欠66名農民工工資的情況。監察人員說，根據法律的規定，應當由工程工地所在地的勞動部門來處理，讓他們還是到原來的勞動監察大隊去舉報。這可把農民工都弄糊涂了，到底是哪里該管啊？他們只是聽監察人員這么推來推去，可并沒有看到相關法律到底是怎么規定的，只好這樣一趟一趟的來回跑，這樣跑了幾趟沒有任何結果。
——援助律師調解拿工資
正當耿士京等66個農民工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們在2005年9月9日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在北京市豐臺區剛成立了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消息，這可真像是“及時雨”啊。他們打了電話問清地址后，立刻就趕到了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
接待律師了解了基本案件情況后，認為他們這66個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情況屬于援助范圍，請示了工作站佟主任后，決定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為了盡快給他們要回工資，在讓耿士京等人辦理委托手續時，工作站指派的主辦律師立刻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北京市建設委員會查詢用人單位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有關信息。經過查詢后得知：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并沒有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冊，其注冊地是在四川，但在北京建委有備案，援助律師記下了備案的相關信息，準備申請仲裁或者起訴時用。
66名農民工的委托手續和相關證據材料準備齊全后，援助律師又連夜加班給他們準備了每人一份仲裁申訴書，第二天就到了被訴公司經營所在地的某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接待的工作人員聽了律師講完情況后，根本不同意受理，認為被訴的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記地是四川某市，讓農民工到四川某市去申請仲裁。聽到工作人員一點都不松口的這樣說，律師也著急了：“同志，他們60多人到北京來打工，干了這么長時間的活兒，到現在一分錢也沒拿到，別說工資了，就連吃飯、住宿都得自己花錢。現在要是還讓他們到千里之外的四川某市去申請仲裁，他們哪有錢去啊？對他們農民工來說，這也太不現實了，再說，就是去仲裁了，也沒法執行啊。《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中規定了仲裁委員會對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勞動爭議有管轄權，公司的經營所在地是本區，為什么發生了勞動爭議不能在這里申請仲裁呢？勞動仲裁委員會應當從便利勞動者的角度來考慮，總不能以自己方便來考慮吧。”看到律師這么堅持，工作人員只好說：“那你們先等等，我得向領導請示一下再通知你們，你們回去等通知吧。”
第二天，律師又到仲裁委員會詢問案件是否受理，工作人員說他們可以受理該案件，但是不能按一個案件來處理，而是每個人一個案子，也就是說要立66個案件，而且每個案件都必須繳納300元的受理費和處理費，一共要繳納19800元。聽到這個消息，耿士京這些農民工感到非常失望，說：“我們要是有這么多錢，就不來勞動局了。”援助律師認為農民工目前生活和生存都已經成了問題, 根本無力繳納仲裁費，尤其是按照每人一個案子來算，這的確是一筆他們承受不了的費用。就向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請緩交仲裁費用，并向仲裁委員會提交了每個農民工的家庭貧困證明。但是，仲裁委員會經過研究決定后卻不允許緩交仲裁費。這66個農民工食宿費已經沒有著落了，甚至個別農民工想回家都要和別人先借點路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么可能交的起這2萬多元的仲裁費？
援助律師拿不定是否該撤回申訴，就將辦案的情況及時向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佟主任做了詳細匯報。佟主任立刻召集律師對該案件進行分析，經研究決定暫時中止仲裁或者訴訟的方案，充分發揮調解的優勢，爭取讓66個農民工盡早拿到工資。
2005年10月10日上午，援助律師找到了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吳總經理，希望能和他協商解決耿士京等66人的工資問題。吳總經理說：“耿士京這些民工的錢不是我們想賴帳，是其中的關系太復雜，有些情況你們律師可能都不了解。耿士京這些人干的活兒是北京市某區的訓練中心工程，在名義上該工程的建設單位是某區的政府部門，總承包單位是北京某建設集團，勞務分包單位是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可這都是合同上寫的表面東西，實際上是一個叫陳為紅的人以北京某建設集團的名義承包了這個工程，然后轉包給了一個叫劉運福的人，劉運福就以我們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名義承包了這個工程。這個人你們應該比較了解吧，耿士京這些人就是跟著劉運福干活兒的。在工程快竣工的時候，劉運福算了算，覺得自己攬下的這個工程沒什么油水可賺，而且發包人那里他還得忙著應付工程建設的方方面面，還有農民工和他要工資啊，劉運福就在2005年8月末卷了一部分工程款逃跑了。現在發包人陳為紅仍然扣押著劉運福的59000元工程款沒給他。”
聽到吳總經理這么說，援助律師才知道這個工程從表面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實際上卻全是包工頭在一手操縱。援助律師就說：“對工程承包方面的法律，吳總經理應該也比較熟悉吧。法律規定了工程是不能承包給沒有建筑資質的單位的，更不能承包給包工頭這樣的個人。雖然現在陳為紅和劉運福實際承包和轉包了這個工程，可現在農民工要不到工資，我們只能找合同上的合法承包單位，你們既然讓劉運福以公司的名義來承包工程，也應該對劉運福在承包工程中的行為負責任。”
一聽律師這么說，吳總經理卻說，劉運福雖然是以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名義承包的工程，但根本就沒有經過公司的同意，公司也沒有在承包合同上簽字蓋章。不過，這件事不管怎么說也把四川布眾達公司牽扯進來了，他作為總經理愿意和律師一同找陳為紅要回59000元的工程款發給農民工。
說去就去，當天下午，援助律師與吳總經理好不容易在某區的一家企業找到了工程的總承包人陳為紅。當著吳總經理的面，援助律師與陳為紅協商先用這59000元工程款來給農民工發放工資的事，陳為紅卻并不同意。他說：“我這活的確是包給劉運福了，當時他就是用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名義，這個我承認。到現在我還扣著劉運福59000元的工程款，他沒給我交工，我當然要留著。不過這錢我現在還不能給民工發，我和他們這些人沒關系，他們怎么干的活、干了多少活、當時是怎么和劉運福商量的工錢，這個我都不清楚。除非劉運福回來，咱們當面對質，有一是一，我把這里扣的59000元和剩下的工程款都給劉運福結清了，你就讓這些民工找劉運福要錢去就得了。”要是按照他這么說，耿士京這些農民工是無論如何要不回錢了，他們去哪里找劉運福呢？
律師反復向陳為紅解釋了法律的規定，包工頭是根本不具備承包工程的資格的，即使事實上是劉運福承包了工程，他在法律關系上也并沒有任何地位。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并不承認他們同意劉運福借用自己公司的名義承包該工程。在這種情況下，陳為紅就是將工程轉包給了劉運福個人，這是無效的轉包合同，劉運福卷錢跑了，農民工當然要和陳為紅要錢了。
聽到律師這么說，陳為紅嚷嚷說：“誰說我這工程是無效的？我們這合同都是按照法律規定簽訂的，手續都齊全，你憑什么說無效？！承包合同上有四川布眾達公司的蓋章，這總不是我們自己私刻的吧，我給劉運福的各種款項都是通過布眾達公司的帳戶通過支票的方式付的。布眾達公司敢說不知道帳戶上這些來往的錢嗎？”聽到他這么說，律師也很詫異，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回頭看吳總經理，他把陳為紅拉到一邊去不知道說什么，兩人好像在爭論。過了一會兒，吳總經理當著律師的面說，讓陳為紅將工程款先和他們布眾達公司結清了，和劉運福的事情以后再說。看來四川布眾達公司在這個工程里面并不是什么吳總經理說的那樣，大概他們讓劉運福借用自己的名義承包合同，要和劉運福分一些利潤的。
陳為紅又說，現在之所以不能把扣的59000元工程款給農民工抵工資，是因為當時按照合同的規定要扣總工程款500000的百分之五質量保證金，就是25000元，劉運福在施工過程損壞了模板等工具將近30000元。他要是不出面，工程款是沒法結的。陳為紅還口口聲聲的說，他們承包工程都是合法的，手續都是全的，就是該工程沒有開工證也是建設單位的錯兒，和他陳為紅沒有關系。劉運福不來，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把工程款付給四川布眾達公司的，更不會給農民工。
原本以為就是劉運福從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把活承包下來，找了耿士京這些農民工來干活兒。現在才發現中間還有這么復雜的關系。經過詳細的了解以后，援助律師才知道，在陳為紅付給劉運福款項時，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還扣押了30000元抵押金。如果是這樣，最好能先從布眾達公司這里把農民工的工資要來。
2005年10月11日中午，援助律師再次來到四川布眾達公司找吳總經理，要求布眾達公司先將30000元的扣押款盡快支付給農民工。吳總經理卻拿出了很多單據，對律師說：“公司里的確是扣了劉運福30000元，可劉運福跑的時候就帶走了70000元，為了找他我們也花費了大概有2000多塊錢，這里都有憑證。還有，‘十一’前劉運福手下的一名班長借走了7000塊錢，我們現在只剩下20000元了。”即使是只有20000元，能先給農民工發到手里也好是好的，而且，調解達成的協議也可以作為證據證明耿士京等人與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之間的勞動關系，以備將來訴訟之用。經過律師做工作，吳總經理最后終于同意將這20000元作為農民工的工資先支付給這66個民工的代表。直到當天下午5點多，援助律師和農民工代表終于將20000元工資拿到手中。
第二天，按照農民工被拖欠工資數額比例，援助律師將這20000元工資及時發放到了仍然在京的每個農民工手里。由于部分農民工已經回老家或是到其他城市打工，無法到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領工資，到2005年12月7日，工作站還為農民工保管著4500元的工資，2006年過完年后，援助律師又和每一個沒有拿到錢的農民工聯系，讓其盡快來領錢。
——維權訴訟
律師花費了很大功夫才通過調解拿到這20000元工資款，剩下的部分陳為紅壓根就不愿意給，而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則認為自己沒責任再支付了，也不愿意給。看來只能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了。
援助律師決定將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和北京某建設集團作為共同被告，起訴至某區人民法院。可耿士京卻和律師說，現在工地上早已經不見了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牌子，換成了四川華特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牌子，辦公室電話、對外宣傳簡介等等都和布眾達公司的一模一樣，就連前幾日還在四川布眾達公司的吳總經理現在的工作單位也變成了四川華特公司。援助律師就按照原來布眾達公司的辦公電話打過去，對方說自己是華特公司的工作人員，問他們四川布眾達公司現在的情況，那個華特公司的人卻說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公司的名字，匆匆就掛了電話。
由于四川布眾達公司的注冊地是在四川，現在也沒法查詢該公司是不是注銷了，與華特公司有什么關系。如果將四川布眾達公司列為被告，將來找不到公司去哪里執行？可如果列華特公司為被告，現有的證據并不能證明耿士京等66個民工與華特公司之間的關系。雖然這兩家公司實際上就是一家公司，可要是起訴的話，空口無憑是無法說服法官的。無奈，援助律師只能選擇仍然起訴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在2005年11月16日將四川布眾達公司與北京某建設集團作為共同被告起訴至法院。如果能讓這兩家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的話，即使找不到四川布眾達公司，仍然可以執行北京某建設集團。
2005年11月25日，某區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通知律師，本案將于12月7日開庭。庭審中被告北京某建設集團向法庭出示了勞務分包合同、與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勞務費結算票據等證據，并否認了非法分包行為，但承認了該工程根本沒有開工證。被告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的吳經理出席了法庭。他在法庭上說，四川布眾達公司已經解散了，他現在只是做一些公司帳目的清算工作。而且還說，拖欠工資是由于劉運福逃跑造成的，耿士京等人應該去找劉運福，而不是找四川布眾達公司。
2005年12月16日，某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判令被告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在判決生效后七日內付給農民工勞務費，被告北京某建設集團對未付清的32000元承擔連帶責任。
判決后，被告方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與北京某建設集團均未提起上訴，但判決生效后也沒有主動履行。援助律師在2006年1月12日向法院提交了強制執行申請書，并在1月18日與執行法官一同去給被執行人送達法律文書。律師多次與執行法官溝通，希望能夠盡快給耿士京等人拿回工資，否則他們在北京吃住都要負擔不起了。2006年1月26日，法官通知律師和耿士京等人，被執行人北京某建設集團已經將32000元匯入了法院的帳戶，并在第二天讓律師和當事人先取出了9000元給最困難的一部分人。2006年2月7日，在工作站的辦公室里，援助律師給興高采烈的農民工一一分發了33000元的執行款；2月9日，又領到了22700元的工資款；2月22日，北京某建設集團的吳經理與耿士京等人達成了執行和解，當天一次性支付了25000元工資。至此，本案最終通過律師調解拿回了20000元，訴訟執行拿回了32249.61元，執行和解拿回了25000元，余下的部分已經委托四川巴中法院執行完畢。耿士京等66名農民工終于可以拿著自己辛苦掙來的工錢回家了。
法律分析：
一、保護農民工的政策性文件應當落實到法律規定，這樣才能有效的幫助農民工維權。
目前，政府對農民工問題相當重視，出臺了不少保障農民工權利的政策性文件。但是，這種政策性文件常常不能在實踐中起到應有的作用，這讓“保護農民工”難以從號召變為現實。
早在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于做好農民工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3]1號），隨后又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國辦發 [2003]92號），以及《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國辦發 [2003]94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也在2003年發布了《關于切實解決建筑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勞社部發[2003]27號）；司法部、建設部在2004年底發布了《司法部、建設部關于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的通知》（司發通[2004]159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建設部辦公廳、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在2004年發布了《關于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活動的通知》（勞社廳函[2004]368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監察部等九部委在2005年共同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2005年勞社部發[2005]23號）；最近的2006年1月3日，全國總工會發出《認真學習貫徹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等。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性規定更是不可勝數。
但從律師辦理案件的實踐經驗來看，當律師和勞動部門、法院等相關部門溝通有關為農民工追討工資或要求工傷賠償時，這些政策性文件卻很難落實。
例如，北京市關于轉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關于切實解決建筑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通知》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了，如果將工程承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的個人，發生拖欠工資時，應當由建設單位、施工總承包企業、專業承包企業或者勞務分包企業支付拖欠的工資。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進一步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意見》也有明確表示，總承包企業因轉包、違法分包工程造成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總承包企業承擔全部責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實際施工人以發包人為被告主張權利的，發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圍內對實際施工人承擔責任”。
在本案中，耿士京等66人被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拖欠工資，法院就依據最高院的解釋，判決用人單位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給付66 名農民工勞務費，總承包單位北京某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在欠付的32000元工程款的范圍內中承擔連帶責任，而對其余的80000余元的勞務費都沒有任何責任。但是，由于申請執行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十分困難，所以該判決確認的80000余元勞務費可能很難實現。
二、在農民工案件辦理中，調解不僅是解決糾紛的方式，還是取證的好辦法。
為了能及時拿到農民工的血汗錢，調解和仲裁、訴訟的方式可以同時運用。盡量通過快捷方式、調解手段來解決農民工案件，能夠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農民工因為本身知識、技能的限制，就業途徑非常不正規。為了能在都市中掙點錢，他們常常干著勞動強度大、不需要太多技能和技術的工作。而從事這種工作，無論是農民工本身，還是用人單位都不太可能嚴格按照勞動法的規定來辦理相關手續。這種非正規就業的特點，導致農民工比起其他勞動者而言，其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權利被侵害后，他們想維護自己的權利，碰到的首要難題就是證據不足。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和包工頭當初約定的工資待遇等等，都需要相應的證據來證明，沒有證據讓他們根本無法享受法律提供的維權途徑。
除了證據方面的障礙外，農民工想要討回工資，還要不停的奔波于用人單位、勞動監察、勞動仲裁、法院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漫長的時間讓本已生活窘迫的農民工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財力的成本。從農民工切身利益出發，援助律師會首先考慮快捷方式和調解的手段來解決案件。
在本案中，援助律師和農民工連夜準備好了每人一份的仲裁申訴書，申請減免仲裁費沒有得到批準的情況下，仲裁這種方式對于這66個農民工來說，就是不可能的解決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律師決定盡量通過調解的方式來為農民工要回工資。盡管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在和用人單位、包工頭等之間的交涉中，律師不僅先為農民工拿回了20000元的工資，還進一步了解了案件情況，為農民工在以后的訴訟中取得了寶貴的證據。
我們認為，即使是已經提起了仲裁或者訴訟，也不能放棄調解的可能。當律師初次去找包工頭或者用人單位時，對方常常并不是完全拒絕給農民工工資，而是找各種理由推脫或者以工人干活兒造成了損失為由扣錢。如果談判不成或者對方能給的工資數額太少，提起了仲裁或者訴訟后，用人單位有時候會主動請求和解，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力爭不通過法律的途徑來要回農民工工資；即使用人單位并沒有向律師表示和解的意思，律師也可以主動向其說明通過法律途徑的利弊，促使其選擇和解。
用調解的方式討回農民工工資，不僅時間短，而且一般不會有執行的問題，常常會按照約定給農民工支付工資，這對農民工是非常有利的。從我們辦理案件的經驗來看，弊處是很有可能拿不到經濟補償金，只能拿回被拖欠的工資額。從農民工的實際考慮，這點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三、用人單位被工商管理部門撤銷后，勞動者該去找誰要工資？
在本案中，耿士京等66人在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承包的工程工地上干活兒，與該公司的工地負責人劉運福說好了工錢、工期等等內容。可是當援助律師準備起訴該公司拖欠耿士京等人工資的時候，卻發現該公司在北京的辦公地址上掛出了四川華特公司的牌子，除了牌子之外，什么都沒變，工作人員、辦公室電話、對外宣傳簡介等等都和布眾達公司的一模一樣。援助律師就按照原來布眾達公司的辦公電話打過去，對方說自己是華特公司的工作人員，問他們四川布眾達公司現在的情況，那個華特公司的人卻說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公司的名字，匆匆就掛了電話。
如果布眾達公司已經變更了，就應當以變更后的四川華特公司作為被告，只要查到工商部門的變更登記就可以了。不過由于四川布眾達公司的工商注冊地是在四川，查詢有些困難。但假如布眾達公司被工商部門撤銷了，那勞動者應該向誰要工資？
如果公司解散或者因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被依法責令關閉了，依照法律規定應當進行清算，并支付勞動者相應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條：“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二）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或者被撤銷； （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的規定予以解散。” 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后，應當制定清算方案，并報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人民法院確認。公司財產在分別支付清算費用、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繳納所欠稅款，清償公司債務后的剩余財產，有限責任公司按照股東的出資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公司或者其他法人組織如果宣告破產了，也要先經過清算，并優先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清算組提出破產財產分配方案，經債權人會議討論通過，報請人民法院裁定后執行。破產財產優先撥付破產費用后，按照下列順序清償：（一）破產企業所欠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二）破產企業所欠稅款；（三）破產債權。破產財產不足清償同一順序的清償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如果四川布眾達建筑勞務有限公司被責令關閉或者解散、破產的，根據《公司法》的規定，應當成立清算組織，負責對公司未了的債權債務了結。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清算組應當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內通知債權人，并于六十日內在報紙上公告。債權人應當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向清算組申報其債權。債權人申報債權，應當說明債權的有關事項，并提供證明材料。清算組應當對債權進行登記。在申報債權期間，清算組不得對債權人進行清償。”法律規定如果能夠貫徹到位，那勞動者的工資應當是有保障的，但實踐中并不是這樣的。
如果布眾達公司并沒有經過清算或者清算時沒有通知勞動者，依法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公司在合并、分立、減少注冊資本或者進行清算時，不依照本法規定通知或者公告債權人的，由公司登記機關責令改正，對公司處以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但是布眾達公司是在四川登記的，即使該公司并沒有通知耿士京等66個被拖欠工資的民工，登記機關也未必知道，更不可能對公司進行處罰。
而現在的狀況是，工商部門發現公司有違法經營的情況時，直接就吊銷了公司的營業執照，可并沒有經過清算。公司的負責人完全可以將已經被吊銷執照的公司換一個名稱重新登記、另行開張。勞動者即使是知道兩家公司原本是“一家人”，在法庭上也是不能向新公司主張自己的工資債權。就比如在本案中，四川華特公司和布眾達公司的辦公地址、對外宣傳內容、工作人員等等完全一致，可起訴華特公司就是不適格的，并沒有哪項證據能夠證明該公司拖欠了耿士京等66人的工資。遇到這樣的困境，勞動者就毫無辦法了。公司雖然沒有經過清算，可是已經終結了，對一個已經“死亡”的公司起訴毫無意義，盡管這個公司可能還在繼續經營著，或者改頭換面重新開張。出現這樣的情況，并不僅僅是公司有意規避法律的問題，而是制度環節上的缺陷讓公司可以輕松的逃脫對勞動者的責任。對于非法經營的公司，工商管理部門在吊銷其營業執照之前應當先強制性令其清算，了卻了債券債務后再予以吊銷。
如果是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合伙企業或者個人獨資企業，被吊銷了營業執照，勞動者可以直接向合伙人或投資的個人要求其支付工資。不過勞動者應當注意的是，這個債權請求權必須在5年內行使，超過5年法律就不再保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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