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工會法》頒布施行一年來的實踐告訴人們：對于工會組織來說，深入學習貫徹《工會法》，最重要的是把力氣用在履行維權職能上，一手抓機制建設，一手抓為職工群眾辦實事，核心是把一切工作都落到履行維權的基本職責上。 把建設維權機制作為工會履行職責的基礎來抓 關心維護職工利益，幫助職工解決困難，雖然不是工會一家的事，但工會責無旁貸。我國工會從四項職能并列到突出維護職能，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對工會的科學定位，是勞動關系發展對工會的迫切呼喚，也是工會組織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充分體現了“三個代表”的要求。把維權職能上升到第一的位置，切實體現了工會組織的本質屬性，這是工會組織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的關鍵所在，這是工會的本色、天職。 當前維權職能強調堅持“兩手抓”：一手抓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機制建設，一手抓為職工特別是困難職工群體辦實事。從長遠和全局來看，盡快建立起一套科學、合理的維權機制，更好地為職工辦實事提供必要的依據和規范的章法，是工會履行維權職能的基礎性建設。為此，工會上下，都應帶著深厚的感情，同心合力，聚精會神，分層次、有重點的抓緊維權機制的建設。 堅持在基層企事業單位著力落實兩項基本制度 工會履行維權職責的法定途徑，《工會法》進行了明確規定，那就是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和職工代表大會兩項基本制度，經過多年的推動，這兩項制度在許多地區和企事業單位已經建立起來。但從履行職責的要求來看，工會組織尚需進一步從廣度、深度等多方面去健全、落實： 一是要擴大制度適用范圍。應把職代會制度從公有制企業擴大到非公企業。這不僅要求基層工會干部用力氣去探索相應的有效做法，也要求工會領導機關用力氣去爭取從法律上明確職代會制度在非公企業的應有地位。對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對大量小型企業，可向上擴展到鄉鎮、街道一級的區域性、行業性的“大合同”；對少數集團企業，可向下延伸到二級單位的“小合同”。 二是要提升制度運作質量。以深入貫徹《工會法》為契機，按照維權制度的工作標準和企業狀況，制定或修訂本單位職代會制度和集體合同制度的有關實施細則，強調職代會各項職權的具體落實，糾正集體合同制度推行中重簽約輕協商、重形式輕實效的偏向，逐步推行履約情況的檢查監督和獎懲制度，促使企業經營者產生一種不落實兩項制度就辦不好企業的約束力和緊迫感。 三是要密切制度相互聯結。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各項制度之間，既有相對獨立性，也有密切相關性，它們是互相聯系、互相貫通的，如平等協商、職代會審議都是簽訂集體合同的法定程序；集體合同以職工個人勞動合同為基礎，又規范著勞動公司；等等，這些都應主動相互聯結，相互影響，環環扣緊，對照標準，堅持章程，確保質量，造福職工。 強調縣以上工會盡心構建實施維權的保證體系 為使每個基層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正常、有效地貫徹實施，各級工會領導機關必須盡心盡力，從組織網絡、工作機制上建立相應的保證體系，會同政權機關和社會各界，堅持有力地支持基層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為此，要建立健全以下一些機制： 源頭參與機制。按照《工會法》規定，縣以上可建立地方工會、產業工會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的聯席（聯系）會議制度，并通過其它渠道，搞好源頭參與。對此，工會領導機關要主動設計，精心組織，肯花力氣，善于堅持，真正為基層工會履行職代會職權和落實集體合同目標撐腰。 三方協商機制。工會要努力適應建立這一新機制的要求，加大參與力度，提高參與能力和協商水平，發揮主觀能動性，會同有關兩方，認真分析和研究本地勞動關系方面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為同級人大和政府制定有關勞動法規和政策提供情況及建議，對本地企業推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制度進行工作指導。 法律援助機制。為了有效地幫助因勞動權益受到分割的特困職工或因履行職責遭受分割的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依照《工會法》規定，縣以上工會要盡快地規范工會法律援助的職責、權利、義務，為工會法律援助提供政策和條件的支持，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財力，為工會法律援助工作人員提供辦案條件、提高援助質量，使那些最困難、最需要援助的職工得到及時援助。 此外，還應積極建立健全工會系統的調查研究制度、工會干部培訓機制、勞動關系預警機制和參與勞動仲裁等相關制度，從多方面創造條件，形成有力的保證體系，為基層工會組織和廣大工會干部履行天職提供服務。 建立以維權為目標的工會工作激勵機制 維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法》既對工會干部履行維權職能遇到侵害時的應有保護作了法律規定，也對工會干部損害職工權益的失職行為明確了相應的法律責任。為此，需由各級工會領導機關采取必要措施，制定相關的規章、公約，建立健全工會工作責任制，強化工會系統內部激勵機制，建立以維權為終極目標的工會工作的考核體系，做到任務、責任、獎懲三落實，讓下級工會來評價上級工會，讓職工群眾來評價工會組織，把職工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考核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履行基本職責的根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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