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企業職工收入低、工資增長慢的報道，在兩會上引起代表委員們的關注。許多代表委員對“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的狀況感到震驚，同時強調必須警惕企業改革中財產性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確保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

　　兩天來，圍繞如何貫徹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任務，與會代表委員們積極為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水平，縮小職工隊伍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建言獻策。

　　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在物價不斷上漲的趨勢下，要確保普通職工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必須提高工資收入水平。對絕大多數普通職工來說，工資是其主要生活來源。當然，要確保職工工資收入隨著CPI上升，并保持合理的增幅，需要制度上的保證。

　　比如，要建立起真實反映老百姓生活費用支出的監控體系，而不僅僅限于CPI；在企業層面，則應建立企業職工工資共決機制、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在國家宏觀調控層面，要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圍繞上述議題，代表委員們紛紛“支招”———企業自主分配絕不是企業主隨意分配

　　董力委員：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收入水平，應該在企業并提企業職工工資共決、工資正常增長和工資支付保障這三項機制，其中企業職工工資共決機制尤為關鍵。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于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共決機制、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的態度和決心。

　　要切實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必須明確企業自主分配絕不是企業主自主分配。也就是說，國家給予企業自主分配權，不是給企業主個人，而是賦予企業勞動關系雙方的，即勞動者與企業主（或企業行政方）依法通過一定程序和制度性安排，共同協商決定工資，這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工資問題的通行做法，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在實際操作中，亟需解決“不協商”、“協商不成”和“協商了不執行”的問題，必須要有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在這方面，許多地方已開展十分有益的嘗試。比如江蘇省制定的《江蘇省集體合同條例》，明確規定基層工會向工資協商未建制、拒建制及工資協議到期企業發出協商要約，對拒絕或變相拒絕要約、不按期回應要約行為的，由地方工會依法下達“整改建議書”；對拒不整改的，提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比較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職工工資增長不應由企業利潤決定

　　李濱生委員：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些企業主理直氣壯地說，“企業沒利潤，怎么給職工漲工資。”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

　　工資是什么？工資是指用人單位依據國家有關規定或勞動合同的約定，以貨幣形式直接支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既然是勞動報酬，就決定了只要勞動者付出了勞動，就應該獲取，不由企業經營的好壞來決定。也就是說，勞動者不能也不該以自己的工資對企業經營負責。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代表勞動者與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時，要求增長工資的理由和增加幅度的依據至少包括四方面，即經濟增長率、勞動生產率、通貨膨脹率和企業利潤率，只要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就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增加工資。當然，如果企業不贏利或贏利不多，雙方通過協商可以降低工資增長的幅度，但職工工資增不增長，絕不應由企業有沒有利潤或利潤多少決定。

　　要確保工資集體談判卓有成效，對工會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要求工會干部具備集體談判的能力，要看懂企業資產負債表，知道企業的經營情況。在這方面，各級工會還需加強努力。對職工收入水平的判斷不能跟著感覺走

　　蘇立清委員：準確的信息是科學決策的前提和基礎，但目前有關收入水平、收入差距方面的統計數據，往往難以切實反映實際情況。無論是對城鄉之間和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是對最高收入者和對最低收入者的調查，都缺乏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據，只能做出一個趨勢性判斷。

　　顯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解決收入統計數據失真的問題。國家應該建立起真實可靠的統計信息網，特別是在CPI不斷高漲的情況下，應盡快編制城鎮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涉及民生的統計數據更應客觀準確。

　　在這方面，各級工會可以發揮自身的組織優勢，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收入調查制度，以準確掌握職工尤其是普通職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及變動趨勢，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一句話，對職工收入水平的判斷不能跟著感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