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研”之前贅上“高職”二字，無非是要將“科研”人為地劃分為“大學科研”、“院所科研”、“企業科研”、“高職科研”等等。本來，從事科研是沒有身份限制的，科研并非科學家、大學教授的專利，現實生活中出自平民百姓之手的科研成果并不鮮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科研亦然。所以，非要讓同屬高校之列的“高職”遠離科研，就不免顯得有些過于霸道。
    其實，高職院校要不要搞科研，這不是組織一兩次討論所能厘清的話題，也不應由專家學者們來妄下定論。最有說服力和發言權的應該是實踐和市場。

    科研，如果只按字面釋義，就難免會浮于簡單重復一些“權威”專家著作上枯燥、陳舊的定義，以艱澀的字詞為科研罩上神秘的面紗，進而讓其遠離大眾，成為曲高和寡的神秘尤物。據此，要討論高職院校要不要搞科研、搞的是不是科研等問題，不僅先得厘清“科研”的確切定義，更有必要在高職教育層面上對“科研”的內涵進行拓展挖掘。

    “眾所周知，職業教育的本質就是技能教育”，或許是受近幾年各級各類“技能大賽”偏于程式化操作技能考核內容的誤導，目前社會上許多人對“技能教育”的理解產生了歧義，認為技能就是“操作”，就是簡單的“裝配”，進而認為“技能教育”就是操作工、熟練工的培訓，并進一步推定從事“技能教育”的職業教育都不需要搞科研；加之社會上尚有很多人對“高職”與“職高”分得不太清楚，因而認為高職不能從事“高深莫測”的科研也就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會產生這一錯誤推導，從一個側面反證社會對職業教育缺乏了解，對高職教育的定位認識不夠。受傳統思維的影響，我們大多習慣了認可“國家給予高校的定位”。然而，當普通高校按既定的模式一成不變地培養人才，大學畢業生越來越不受市場歡迎之時，我們才忽然發現，高職院校的畢業生竟能在中職生低位就業、本科生難以就業的大勢之中一枝獨秀！原因何在？概因高職教育摒棄了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市場和社會的現實選擇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高等”與“職業教育”之間作出權衡，在姓“高”與姓“職”問題上接受市場的洗禮，在“高職”與“職高”之間劃清了界限。

    事實證明，中國的高職教育在近幾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規模發展，尤其是百所示范高職的辦學成績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這種成功不是政府的定位之果，而是市場使然，在于高職院校對技能教育內涵的市場化拓展，在于厘清高職與職高之后，在本科偏重理論與中職偏重操作之間選準了“交集”，找到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高職院校用創新的實踐對傳統狹義的“技能教育”進行了全新的詮釋，賦予其必要的“科研”內涵。這種“科研”貫穿于高職人才培養的全過程，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成為一種“不重結果更重過程”的高職特色的科研。例如，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的師生近距離地參與航空研發，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博士團隊以“項目化”思維為先導率先建成了全國數十門高職精品課程，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信息系的老師們多年攜手諾基亞引領通信行業標準……誰能說他們不是在搞科研？誰能說他們不能搞科研？誰能說他們搞的不是科研？

    排斥高職搞科研，除了我們長期將科研神秘化的因素之外，對高職師資的科研能力缺乏信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眾所周知，同為高職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的師生科研能力遠在本科院校之上，而我國由于職教師資入職渠道的單一，以及企事業單位之間人事雙向流動障礙的客觀存在，導致了教師的企業經歷和工程經驗缺乏，科研能力較弱，而且地區之間、校際之間也很不平衡，這都是客觀現實，但這決不能成為高職院校不能搞科研的瓶頸和不搞科研的借口。

    事實證明，高職投身科研，是市場的需要，是建立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的保障。毫無疑問，學校如果只能培養簡單操作工，而不能為企業的技改發力，不能為企業的研發助陣，則很難成為企業校企融合意義上長期、深度的合作伙伴。

    同時，高職投身科研，也是自身發展的需要。高職人才有別于中職和本科而廣受社會歡迎的特別之處，在于高職畢業生既懂理論，又會技能，與市場和企業跟得緊、走得近。而要培養這樣的人才，高職院校必須以科研為紐帶，培養學生創新的思維習慣和工程化的思維方式。

    高職科研重任在肩。如果定位不準、職責不明，則或者成為本科院校的附庸，或者淪為中職的替身，高職最終將因失去特色而走向消亡。

    認識科研、投身科研，亟須撩開它的神秘面紗；發展科研、引領科研，示范高職院校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