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流動，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一支重要力量。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和就業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在工資信號的引導下，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機制實現就業配置。大量研究表明，相比我國農村人口素質，農民工具有以青壯年為主、受教育程度較高、男性多于女性等群體特征。這些特征是勞動力市場機制起作用的結果。從企業需求看，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往往與生產率之間有著一定聯系，而女性在進入婚育年齡之后面臨著非農就業參與率下降等問題。因此，在勞動力市場需求導向作用下，勞動力市場供求匹配結果，就使得男性和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和非農部門。

　　教育回報率上升也是誘發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重要因素。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業市場化改革，城市教育回報率不斷上升。有數據顯示，教育回報率從1991年的6.8％上升到2000年的8.5％，接近普通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與城市相比，農村教育回報率偏低。農村教育回報率在3.2%-5.4%之間。2000年的農村住戶資料研究發現，農村遷移勞動力的教育回報率平均在6.4%左右。

　　二元經濟條件下遷移模型揭示，農村遷移勞動力首先進入城市非正規部門，然后尋求機會再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如果正規部門就業創造能力有限，那么，隨著遷移數量上升，非正規部門的就業數量和比例將不斷擴大。中國城鎮的“分總不和”問題即單位就業之和與就業總量之間差距擴大，也揭示了城市就業非正規化不斷增強的趨勢。

　　傳統的經典模型是利用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勞動力市場的搜尋概率和非正規部門的失業率，來處理勞動力在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分配問題。這種模型通常假定城市非正規部門存在著就業不足和有很高的失業率。與此鮮明對照的是，中國農村遷移勞動力雖然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比例較高，但他們的失業率很低。在戶籍制度約束下，農村遷移勞動力無法選擇在城市永久定居下來。每年，他們將會面臨著“去”或“留”的選擇。

　　農民工的就業選擇和再流動

　　農村勞動力是否選擇流動，取決于他們的保留工資和城市預期收入之間的比較。如果預期收入低于保留工資水平，他們將繼續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如果預期收入大于保留工資，農村勞動力將選擇流動進入城市。一旦他們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之后，他們將再一次面臨著新的選擇，即工資收入者和自我經營者的兩種就業類型。究竟選擇哪種就業方式，他們將會在保留工資、預期工資收入水平和自我經營收入水平之間進行比較。農村勞動力在做上述比較時，既要考慮勞動力市場條件，如失業率高低、制度、政策約束等，還要考慮個人的經營條件和對風險的喜好。發展中國家雖然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率往往小于凈遷入率，但在城鄉巨大收入差距驅動下，大量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遷移，聚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等待獲得從事正規部門較高工資的機會。而滯留在非正規部門的農村勞動力，往往是通過自我雇用的方式，獲得一定收入，維持自己的生計。中國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村勞動力更難獲得在城市正規部門就業的機會。但是，由于非正規部門的擴展，農村遷移勞動力通過自我雇用方式在城市謀求發展，但并不一定收入就會很低。如果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有工資收入的工作崗位，他們只好選擇自我經營方式來自我創業。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條件、素質和對風險喜好，對其最終就業選擇具有決定性作用。

　　實際上，個人的就業類型選擇并非一成不變。當勞動力市場狀況或個人自身條件發生改變時，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選擇也會發生改變。例如，根據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12個城市開展的《中國城市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問卷調查顯示，2002年的自我經營者，到2005年有32.0%的人轉為工資收入者；而在2002年工資收入者中，到2005年有48.4%轉為自我經營者。

　　現實中，調查得到的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選擇結果，要么是工資收入者，要么是自我經營者。而保留工資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無法具體觀察，但它與個人的稟賦和特征有密切關系。對于農民工而言，選擇自我經營還是受雇于人，則受到個人自身狀況和勞動力市場條件的共同約束。這里我們小結如下：

　　第一，男性比女性更易于選擇工資收入者。在既定其他條件下，男性比女性選擇工資收入者的邊際概率高出40%。

　　第二，已婚或有家庭負擔會提高農村遷移勞動力選擇自我經營者的概率。這種選擇可能在部分地解決收入創造問題的同時，還能兼顧家庭成員的需要。

　　第三，教育和培訓能夠顯著提高農村遷移勞動力選擇為工資收入者的概率。教育的邊際效應為3.2%，而獲得過培訓的邊際影響為35.4%。

　　第四，經驗變量對選擇為工資收入者的邊際影響，表現為隨著年齡上升，選擇為工資收入者的可能性下降。與理論預期基本吻合。

　　教育與培訓：影響農民工工資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個人收入差異來源于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積累差異。一是關于個人能力的異質性問題，即能力偏差問題。如果個人能力與教育之間存在正相關，那么，缺少個人能力變量就導致高估教育的回報率。二是引入個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政治面貌、培訓等變量，以及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等變量。這種處理方法主要是用來解決處理個人異質性問題。三是利用父母受教育年限和個人上小學地點作為工具變量來處理教育內生性問題。在對變量處理中，經驗是將年齡減去受教育年限、再減去6得到。將政治面貌引入工資方程，是用來觀察政治資本對農民工資決定的影響。將培訓引入工資方程，則是觀察培訓對農民工工資的決定作用。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2006年春季和2007年春季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問卷調查》中沒有收集農民工工作時間。我們只好利用月工資收入來進行估計。由于個人就業時間長短不一致，采用月工資收入的結果往往導致低估教育回報率。為了消除農民工短期流動對就業時間選擇性所產生的問題，我們將就業時間在6個月以下的樣本資料沒有納入估計。從教育回報率來看，它在2.4%-3.4%之間，低于利用《中國城市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資料估計的教育回報率。15天簡單培訓對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決定沒有顯著影響，而15-90天的短期培訓和90天以上的正規培訓對其收入有顯著性的作用。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與沒有參加培訓相比，接受過短期培訓的農民工工資收入提高7.9%，接受過正規培訓的農民工工資收入提高17.5%。結合前文分析可知，簡單培訓雖然對流動有顯著影響，但由于時間短，難以對其技能提高有幫助作用。這樣，估計培訓的回報率就應該把簡單培訓和沒有參加過培訓等同處理，否則，就可能造成低估培訓的回報率。

　　提高農民工就業能力和收入創造能力

　　教育、培訓與就業和收入有高度的關聯性。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和培訓的回報率高低，是用來觀察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重要指標之一。目前，農民工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已成為政府公共政策要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提高農民工就業能力是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的關鍵。在這個過程中，加大對農民工的短期培訓和正規培訓，不僅有助于增加農民工工資收入，而且有助于滿足企業用工需求和產業結構升級對技能人才要求的目標。因此，今后的培訓工作重點是，除了繼續做好對初次加入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提供簡單的培訓外，政策著力點應逐步考慮向短期培訓和正規培訓傾斜，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和收入創造能力。

　　隨著城市化進城加快，將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為了完成從“農民”向“市民”轉換過程，一是要不斷擴大正規部門的就業吸納能力，將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非正規部門吸收到正規部門就業；二是要借助教育和培訓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能力，滿足企業的用工需求；三是針對從事自我經營的農民工，也需要采用相應的教育和培訓措施，進一步加強他們的經營能力，培養其企業家素質和自我創業能力。這樣，也有助于幫助其穩定就業和收入。四是要加強對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徹底解決工資拖欠問題，維護其合法權益，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