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喀斯特”和“開平碉樓與村落”在第三十一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相繼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國的“世界遺產”成員發展到35個，榮膺全球世界遺產第三大國。

　　平均每年1個到2個項目“入遺”的“中國速度”，在許多人眼里是驕人的成績。7月5日，國家文物局負責人和有關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速度”可喜可賀。但他們同時提醒，世界遺產沒有終身制，如保護不善，即使被列入名錄也將被“清掃出庫”。“為了不讓‘申遺’變成‘損遺’，當前亟須警惕三大誤區。”

　　誤區一：重申報，輕保護

　　【現象】“重申報，輕保護”愈演愈烈，是我國遺產保護目前存在的核心問題。近5年來，各地申遺熱情持續高漲，“申遺”成為一些地方干部工作日志里的大事要事。100多個預備項目正急不可耐地等待在“申遺”的門檻外，“申遺”主管部門依舊門庭若市，眾多不在編的“后起之秀”還在削尖腦袋試圖擠進“預備役隊伍”乃至“正規軍”。就在“申遺”以及世界遺產大會成為13億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詞的同時，高速公路從長城上飛快碾過，平遙古城的部分墻體在風雨中坍塌，小橋流水的周莊充溢著豬肘子味，三江并流處布下了“天羅地網”，包括“三江并流”在內的6處遺產地在三十一屆世遺大會上受到世界遺產專家委員會的檢測……

　　這種特有的現象被解讀為“中國式申遺”，其特征有二：一方面不遺余力大造聲勢，不計成本地將申報項目進行包裝；另一方面卻是對“申遺”成功的項目漫不經心，人為破壞現象日趨嚴重。

　　【點評】世界遺產研究專家呂舟：“申遺”前后的極大反差，不只是少數干部追求政績的表現，而且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心態。遺產地豐厚的經濟回報，使人們趨之若鶩——只要打上世界遺產的標簽，隨之而來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躋身于“國際旅游熱點”。至于花費多少錢，會不會導致環境破壞、文物快速毀滅，也許并不在考慮之列。

　　我國于1981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初衷是以“申遺”促保護。26年來，這一“初衷”成了學者的“高談闊論”和一廂情愿。在一些地方，“申遺”者為了爭奪準入證做出應景式的保護和承諾。“申遺”成功后，應景式的保護沒有了，承諾也化為烏有。在“世界遺產”的金字招牌下，旅游業急速發展，門票收入越來越高，遺產保護的承諾卻棄之腦后。

　　誤區二：重利用，輕管理

　　【現象】安徽黃山在“申遺”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數百萬元增至兩億元；洛陽龍門石窟“入遺”前每年門票收入1000萬元，“入遺”第二年就達到2700萬元；去年剛剛“申遺”成功的殷墟，一年之內門票收入暴漲一倍，還不算其他附加產品的消費、不時來自聯合國組織的經濟資助等等。“申遺”成功后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讓一些正在尋找經濟發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八字方針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地方掀起轟轟烈烈的改造運動：遺產地周圍大造賓館、度假村等旅游服務設施；老城區集體翻新，原住民全部搬出，歷史文化名城成為幾條旅游仿古街。

　　【點評】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當世界遺產吸引越來越多的目光和腳步時，它的服務成本以數量級上升，僅靠國家那點錢難以維系生存，必須依靠自身經營。但世界遺產有別于一般經濟資源。無論是保護還是展示，都具有很高的知識性和專業性，世界遺產要在科學管理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利用。這個科學管理的前提是，堅持世界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可持續傳承的原則。

　　許多地方把世界遺產的年久失修等同于壽終正寢，借維修、整治名義進行大拆大建，完全違背世界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原則，拋棄了千百年來積累的歷史文化價值。支配這種短視行為的動機還是“利誘”——世界遺產修復要投入，拆舊建新能獲利！竭澤而漁的開發和改造，給世界遺產的長遠持續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

　　誤區三：重小我，輕大局

　　【現象】條塊分割，體制不順，成為我國遺產管理的掣肘。自然遺產中央一級管理單位是建設部，文化遺產“最高長官”是國家文物局，主要的權力根據屬地管理原則都下放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管理往往局限性很大，從自身利益考慮得較多。此外，許多世界遺產地，國家每年幾乎沒有撥款，需要自籌自支，有的風景區連起碼的廁所都蓋不了，只好用門票收入補貼管理費用。

　　【點評】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羅哲文：旅游部門有旅游部門的考慮，文物部門有文物部門的考慮，建設部門有建設部門的考慮，地方有地方的考慮，大家的屁股，長期坐不到一條板凳上。建議由國務院出面，成立一個協調組織，把遺產保護和利用統籌起來，各部門都是成員，要聯手而不是對立，變被動保護為積極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