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為太多、太長、太濫的會議厭倦、厭煩之時，北京市海淀區不設主席臺的會議，讓人感到有些許新風吹來。

　　媒體報道說，在海淀區今年召開的一些大會上，區里四套班子領導和普通干部一樣在臺下就座，而臺上只有主持人和發言席。會風改革的結果，是裝模作樣、拿腔拿調、作秀作派的少了，會短了、解決問題的效果好了。

　　這一變化源于今年4月海淀區《關于改進會風文風和工作作風的若干措施》的出臺。該文件規定，今后，海淀區內召開各類會議，將不再介紹與會領導，也不再設主席臺，只設主持席和發言席。主持詞中不得再出現“百忙之中”、“親自光臨”、“熱烈歡迎”、“重要講話”等詞語。一般性會議時間嚴格控制在一個小時之內；區里不再印發紙質文件；領導基層調研，不再準備匯報材料。

　　設主席臺，是各類會議的慣常做法。人們可以從主席臺上看到官階的大小，還可以從臺上領導的多少，揣度出領導對會議所布置工作的重視程度——這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的一條潛規則。

　　中國人開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從哪里學來的，我沒有考察過。一個小小的主席臺看似不大，臺上與臺下的距離也不算太遠，可它卻傳達了某種或明或暗的信息。北京海淀區不設主席臺的會議，讓人看到了執政作風、政治規則的悄然轉變。

　　在中國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的態勢下，啟動政治革新進程已是眾望所歸。當“政治文明”這個詞出現在黨的十六大報告后，中國的政治規則隨即進入了加速嬗變期，從中央到地方，一些頻頻打破中國長期以來設定的政治規則的變革，格外引人關注。

　　比如，中央領導取消每年夏天的北戴河度假，簡化領導外出的迎送程式和接待規模，中央領導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集體學習……這些，在帶來執政新風的同時，也讓人看到了中央政府走向民主、務實的努力。

　　比如，重慶市把百姓推到報紙的頭版，讓讀者“習慣到二版找領導”，以一種低姿態悄然塑造新的政府形象，新的官員關系。它不僅改變著時政新聞的報道模式，也正在打破某種政治待遇的潛規則——在并無統一的明文規定下，一些地方，什么樣的領導上頭版頭條，什么樣領導的報道標題用多大字號，都成為一種政治待遇。由此，官員們熱衷于上頭版頭條，報上留名、電視留影；公眾也根據某一官員“出鏡率”的高低判斷其仕途前景。

　　與此同時，不做事、不犯錯、沒有爭議便可穩穩當當做官的官場規則，也被局部顛覆。仇和擢升為江蘇省副省長，給了人們一個重要信號，有爭議不等于有毛病，富有爭議的官員，未必就仕途黯淡。

　　與這些政治規則同時發生改變的，還有“官媒關系”。中國放寬對境外媒體在華采訪的限制措施；湖南郴州發文公開表示“獎勵輿論監督”；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上網發帖向網友拜年，毫不掩飾自己對網絡的熱情，直言執政者應接受互聯網的挑戰。當然，我們不能指望官場的積弊，靠一時一人一事，有根本的改觀，但種種并不高調的政風轉變，卻傳達出執政文明的理念在政治規則中的滲透。

　　建設政治文明，無非是擺脫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蠻。盡管哪些東西可以歸入政治上的蒙昧和野蠻，可能一下子說清楚，但建設政治文明必然促發人們去辯識、去思考，哪些政治上的思維、規則和行為應當被拋棄。

　　政治文明理念的提出，在客觀上提升了人們對民主政治的期望值。盡管我們的一些政治規則，仍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其中也留有很強的轉型期印記；盡管我們還時常能夠感受到現代執政理念與“潛規則”的博弈，沉疴舊疾一時難去，但在政治領域中，用“明制度”替代形形色色“潛規則”的革新，不斷出現，這讓我們看到了政治規則變革的漸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