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上午，我參加了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2007年反歧視全球報告》發(fā)布會，感覺氣氛有點異樣。

　　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局長康妮女士說：“中國的就業(yè)歧視問題，主要存在于3個群體——婦女、殘疾人和農民工。過去20年,中國由農民工帶來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占16％，農民工占城鎮(zhèn)勞動力的40％，但至今還有9000萬農民工得不到城鎮(zhèn)戶口，也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享有更好的醫(yī)療保健和教育。”

　　到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說：“中國全國人大已批準了若干個有關保護勞工權益的國際公約，勞動法也明確要求雇主為員工購買法定的各種保險，各級政府部門都出臺政策規(guī)章，對用工中的歧視問題予以打擊。”

　　兩個人的發(fā)言說得都很對，都是真實情況，但我聽了，總覺得不那么合拍。我琢磨了一下，原來，一個談的是宏觀，一個談的是微觀；一個講的是政策層面，一個講的是實際執(zhí)行。這兩個層面糅在一起，就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感覺。

　　因為我親身做過一次采訪，親眼所見了現代“包身工”們的慘烈境遇。

　　那是廣東某地的一家玩具廠，這里的工作環(huán)境極其惡劣：車間密閉不透氣，沒有風扇，大熱天女工們只能穿著背心短褲上班，喪失了女性最基本的隱私；所有能利用的空間都堆滿了原材料（均為易燃品），就連消防通道都被堵住了，很難設想，一旦發(fā)生火災，女工們如何逃離；上廁所需要申請，超過5分鐘就要扣工資……

　　我采訪的一位女工來自湖南，她沒什么文化，在這里每日工作12小時，可獲得800元的月薪，但沒有任何工傷或養(yǎng)老保險。

　　她告訴我：“是我的老鄉(xiāng)把這個工作介紹給我的，這個工作蠻不錯咧！一個月800塊，比我們在鄉(xiāng)下種田強多了！”

　　我問她：“這里的工作條件這么差，你為什么不和工友們反映反映呢？你們可以找工會幫你們說話啊！”

　　這位女工莫名其妙地看著我，她反問我道：“如果我不干，有成千上萬的人想來呢，我們還敢提什么條件？以前也有工人鬧過事兒，工會來人了，勞動稽查大隊也來了，但那些人和老板是一伙兒的，他們和老板吃完飯、喝完酒，拍拍屁股就走了！”

　　我這時突然意識到了關鍵所在，對于女工們來說，她們面臨的，根本不是是否反歧視的問題，而是能否生存下去的問題。當生存都無法保障的時候，人的尊嚴、隱私、名譽、信念，再沒有存在的意義。我們不能奢求女工們放下手中的紡錘，去和老板談判。

　　而作為維護工人權益的基層工會和勞動部門，他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執(zhí)行法律？中央政府制定了好的法律和政策，到了基層，卻變成“工會和勞動局拍拍屁股就走了”。我們難以期冀，要依靠他們，來維護弱勢工人的權益。

　　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們現在不缺好的法律法規(guī)，也無需批準更多的國際勞工公約，當務之急，是執(zhí)行現有的勞動法規(guī)，切實把中央政策轉化為基層政府的動力；對于職能部門的不作為，則應予以公開譴責和嚴厲懲罰。

　　如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初衷，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期望，才有可能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