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日益放松國內管制，教育部允許國外高等教育提供者前往辦學。中國許多大學面臨財政短缺，因而開拓新的創收渠道。這些新的市場理念包括與國外教育提供者的合作，認為海外聯系會帶來聲譽、國際視野，還可能帶來一些新的教育觀念。由于多種原因，以及為給希望獲得中學后學位者提供入學機會，中國中央政府、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和大學管理者一致歡呼高等教育國際化，而沒有注意到國際化最重要的方面是商業收益。

　　國外動機與教育項目

　　中國擴大高等教育辦學自由正好趕上其他國家對在中國舉辦高等教育的興趣日益增長。國外辦學者的主要動機是商業性的，但也存在其他動機，各種動機混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將中國視為一個重要市場，從那里招收留學生，為本國學術界和產業界“購買”一些最聰明的中國科學家。中國政策制定者和高等院校應該知道，國外合作伙伴的目標和動機可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但有時候可能并不符合。

　　國外高等院校和政府還有其他辦學動機。少數國外大學與中國大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它們的動機主要是學術性的。例如，霍普金斯—南大碩士生項目舉辦二十多年了，兩所高聲譽大學即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南京大學之間的合作保證了濃厚的學術價值和很高的教育質量。類似地，美國耶酥會大學聯合會與北京大學在工商管理領域長期保持聯系，已經提供合作學位項目和深度合作課程。國外其他一些大學則對尋找一個讓自己學生在中國學習的地方感興趣，通常是學習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并從迅速變革的中國學術、社會和商業環境中獲得直接經驗。這些項目是美國、歐洲許多大學國際化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是一個吸收留學生的“熱門”國家。

　　大多數國外高學院校感興趣的是，中國是它們教育產品的一個“市場”。它們出售學位、課程和其他教育項目，通常是與中國高校開展合作。它們還向中國學生提供留學國外的機會。目前，由于中國對國外營利性教育活動的限制越來越少，國外教育提供者的辦學范圍將擴大，并且將包括國外院校在中國開辦分校。

　　誰來了？

　　雖然對來中國的國外教育提供者的數量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是可以做一些概括。大多數對“中國市場”感興趣的國外高等院校并不是它們自己所在國的頂尖級院校。進一步說，國外高聲譽院校傾向于與處于大都市的中國最著名大學合作，而其他院校則集中與中國的省市地方院校合作。在高端，美國的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和澳大利亞幾所大學正在與中國院校進行合作，包括為本校師生提供機會以了解中國，向中國市場擴展它們的“品牌”，以及為國內院校本部吸收優秀的中國學生和學術人員。

　　就美國而言，許多低聲譽學院和大學傾向于與中國境內規模相對較小的地方院校合作。確切地說，這些中國院校對美國復雜的高等院校市場和等級了解不多，對其合作伙伴也知之甚少。一部分美國院校希望通過在中國舉辦實用性教育項目掙錢。在澳大利亞及某種程度上包括英國在內，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建立海外院校合作伙伴和分校，通過獲得收入來彌補日益減少的政府資金。國外院校一般在輸入國舉辦易于設立和運作，能夠迅速拓展愿意購買其產品的當地市場的教育項目。由于這些原因，工商管理、信息技術及相關專業格外受國外院校歡迎。

　　日本與國外教育提供薦的合作經驗具有啟示意義。20世紀80年代，英國一些低層次學院和大學在日本一些縣級地方政府和院校的邀請下，進入日本市場。當這些美國院校發現它們招收當地學生比預期的要難得多，并且日本文部省不那么友好時，它們撤出了這一國家。毋庸諱言，如果多數國外合作伙伴發現在中國市場難以賺到錢或者難以運作時，它們就會撤出，且速度之快就像它們進入時一樣。

　　認證與質量保障

　　在美國，絕大多數高學院校經由非政府的區域認證機構認證。這些認證機構非常高效，受到高等教育界和政府當局的尊重，但是它們并不提供質量評估。它們提供院校表現的基準，低于這一基準的院校則不能開辦，也不能繼續獲得認證。由于基準底線較低，許多不為人知的院校，包括一些營利性院校，也通過了認證。在美國多數地方，院校質量保障尚處于早期發展階段，并且通常只是提供一些相當基礎的表現評估。因此，中國方面依*美國的院校認證機制，就只能保證前來辦學的美國院校不在一個相當低的基準之下。進一步說，目前一些提供國際質量保障標準的努力可能符合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國家的利益，而不怎么有利于輸入國。

　　怎么辦？

　　中國需要審慎地看待國外高等院校和教育項目的涌入。僅僅打開大門，期望“市場”會解決可能發生的問題，這就錯了。在與國外高等院校的伙伴合作關系中，中國的國家需要、作為高等教育主要目標的“公共產品”、質量保障這三個方面需要受到保護。

　　國際貿易組織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是WTO多哈回合中正在談判的一部分。這一協定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支持者努力迫使各國向國外高等院校和教育項目開放市場。確保國家需要受到關注，并且在可見的未來只是小范圍地向國外開放教育項目和院校市場，這些符合中國的利益。

　　國外通過了認證但是低質量的學院和大學是否很好地服務于中國學生和院校的需要，這全然不清楚。應該有一種工作體制來評價準備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外高等院校，包括對其質量的全面評估以及對該院校的國內地位的了解。中國教育研究者建立或者他們在客觀的國外專家的協助下建立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對可能的國外合作伙伴進行評價。例如，新加坡已經發展出該國認為適于政府資助獎學金或其他高等教育合作項目的一組海外院校名單。

　　應當慎重考慮希望進入中國的國外合作和伙伴或院校的辦學動機以及合作協定中的條款和條件。國外院校提供了其最高質量的教育項目和教師嗎？對院校表現有合適的績效評價嗎？教育項目是否超出了國際聯系中的聲譽而意在其他？教員和院校發展是協定的一部分嗎？國外辦學者的“商業計劃”是什么？為保證東道國院校和學生的權益得到有效的實現，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當地院校或政府部門可能沒有充分地檢視與國外的合作，也可能缺乏做出正確判斷的知識和信息。國家當局至少是省級當局應該掌握對國外教育項目的評價。評價過程應當盡量透明。

　　有關與國外院校合作或準許國外院校來本國境內運作的決策是重要的。這些決策對當地高等教育界具有重要影響：好的合作伙伴會帶來新觀念和高質量教育；不成功的合作則會讓東道國院校付出代價，最要緊的是學生并沒有獲得好的服務。在與國外院校合作方面，中國并不是惟一面對艱難決策的國家。在一個日漸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界，印度、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處于類似狀況。盡管處于國際化環境之中，在管理高等教育方面國家仍然負有關鍵責任，以保證實現國家利益，保護入學機會和教育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