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余秋雨“捐款門”與三大“文化”路障

　　閻延文

　　最近兩天，對于連日來沸沸揚揚的捐款門，余秋雨先生終于開口，連續發了兩篇博文。其一《警察的智力游戲》；其二《告誡友人萬不可接受網上查賬》。

　　在前一篇中，余先生講了一個不太可笑的笑話：將此次追問捐款真相、實施道德監督的大眾批評者，巧妙地比做窺測余秋雨先生錢袋子的小偷，還是國際時尚的“洋”小偷；而捐款門則是“小偷”們偷窺“大師”錢袋的一道縫隙。

　　在第二篇中，余先生先是顧左右而言他，高調介紹自己的講座日程及陪夫人游山觀景的欣喜怡然，隨后在一派閑適中，突然筆鋒一轉，拋出一句話：“網上的事，我從不參與。”還煞有介事地“告誡友人萬不可接受網絡查帳”，因為“現在網上……實施經濟詐騙的事，太多了。”原來如此！余秋雨先生所以對大眾的道德追問無動于衷，竟然是把大眾和喜愛他的讀者們，都看成了偷窺錢包的“小偷”；所以對網絡監督不屑一顧，原來是把網絡監督定位為“經濟詐騙”。

　　至此，在大眾的殷切期待中，余秋雨先生終于對“捐款門”做出了正面回應。然而，這種回應不僅不是“含淚”“大愛”，相反卻相當剽悍。

　　一、大眾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秋雨離大眾究竟有多遠？

　　余秋雨捐款被質疑后，一些挺余者不斷抱怨，余秋雨就是個作家，為什么死盯著余秋雨的捐款不放？筆者認為：首先，正是余秋雨先生的作家身份，使大眾對他的道德誠信寄予了更高期許。在中國文化中，作家是文明的守候者和傳承者，優秀作家是本民族的精神花朵，體現著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度。因此，作家的人品風范，不僅是個人私德，更是中國文化的形象。相對于實業家、科學家等群體，大眾對作家群體寄托了更強烈的道德期待；而作家的人格污漬和道德越界，也自然會引起大眾更強烈的追問和反彈。另一方面，余秋雨捐款所以備受關注，也是余先生自己所為。早在一年前的2008年5月，余先生就通過博文方式，把自己捐款20萬元的信息隆重推向大眾，博文閱讀達100余萬次，相關內容被各大知名網站轉發。一時間，大眾對知名作家余秋雨的人間大愛、慷慨解囊給予了熱烈認同和極高贊譽。然而一年后，余先生早已成為過去時的捐款，卻突然成為懸疑，并被爭議至今還未到賬，大眾情感當然會受到極度傷害，對余先生的道德監督和真相追問，也就在所難免。

　　正如著名作家鄭淵潔所說：“既然公之于眾，又是國難當頭的性質，捐款的真偽就應該接受讀者的質疑。這是讀者對作家的另一種愛。”的確，廣大讀者既是出于對作家的愛，更是出于對國家社會和災區人民的大愛，才追問捐款落實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作家出示證據或說明真相，質疑聲自會戛然而止，讀者將給予作家更高的敬意。然而身為作家的余秋雨，偏偏不回答，偏偏要把自己祭上高高的神壇，面對公眾的道德追問不屑一顧，并在兩篇博文中連續使用“小偷”、“詐騙”之類的惡俗比喻，對讀者的道德監督采取全面拒絕。面對蕓蕓眾生，余秋雨先生似乎發出了一聲嘲笑，你們是誰？有資格追問大師嗎？態度之傲慢，行文之剽悍，實在令人驚詫。

　　最近，同樣受到捐款質詢的麥家、阿來等幾位知名作家，對大眾沒有指責和埋怨，而是坦誠面對，以事實和證據闡釋真相，作出了負責的回答，獲得了大眾的尊重。這說明，大多數作家并未把自己當做高高在上的特殊群體，并不認為自己擁有拒絕大眾的道德豁免權。

　　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捐款追問所以激起一片沸騰，原因很簡單：大眾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先生和大眾的距離正在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