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跟文聯接觸是1960年7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文代會上，那年我才20多歲，還很年輕。但這次接觸就讓我感受到了文聯家庭般的溫暖，堅定了自己為文藝事業奉獻一生的決心。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為培養少數民族文藝人才來西藏公學招生，我文化程度不高，但因聲音條件較好而被上海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于是有了去高等學府學習音樂的機會，成為西藏的第一代歌唱演員。學校通知我作為上海代表團的代表去北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是1960年的事情，當時我跟同學和老師們在云南采風學習少數民族音樂。接到通知時，我并不知道文代會是什么會議，有些什么樣的人參加，也不清楚文聯是做什么工作的，只是聽學校的老師說，很多文藝界的名人、有貢獻的藝術家會出席。我就搭上了從云南開往首都的汽車，與云南代表團的文藝家一道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因為長時間的汽車顛簸，我身體有些不適，但一到首都，走進會場，和一些藝術家迎面相逢，我頓時十分興奮。

　　當時，會議安排我與周小燕老師同住，她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跟我談了一些音樂方面的知識，讓我深受教益。后來，我先后見到了很多知名電影演員，有張瑞芳、白楊、秦怡、孫道臨、王心剛等等。這些常常在電影故事片中看到的人物，終于能在文代會上見到，我興奮極了！同他們見面，想起他們在影片中飾演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特別是一些與敵人斗爭的英勇事跡浮現眼前，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崇敬之情，為能與他們一起參加文代會感到無比榮耀。

　　會上，我還見到了一些西藏的老一輩藝術家。我們熱情地談家鄉事，說家鄉話，噓寒問暖，十分高興。可能是1959年曾來京參加過新中國建國10周年演出的緣故，很多人對我印象比較深，對我這個藏族歌唱演員很關心。一些認識的不認識的同志熱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們問我，“才旦，最近怎么樣，一切都好吧，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怎么樣？是否適應上海的生活？”大家也覺得，我一個農奴的女兒能從舊社會的苦難中被解放出來，能參加文代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們的話雖不多，卻讓我感受到了文聯家庭般的溫暖，這些親切的、真誠的問候，洗卻了我初來乍到不自在的陌生感覺，讓我更想融入到這個大家庭里來。

　　會上，代表們認真聆聽了郭沫若、周揚等領導同志的報告，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見那么多文藝界有突出貢獻的人聚集一堂，我才知道文代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會議。文聯工作責任重大，它不是一般的團體，這里人才濟濟。我更明白“文代會代表”這個別在我胸口上的牌子的重要意義和含金量。在這次會上，我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話，做了題為《毛主席的光芒照亮了我們藏族人民的心》的發言，受到了與會者的關注。我能參加全國文代會，并在會上發言，是我過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是黨和人民給了我放聲歌唱的機會。

　　回去以后，很多同志、朋友得知我參加了文代會，在會上見到很多文藝大家，都很羨慕，還問我，“他們是什么樣的人？”我說，他們都可敬可愛，親切得跟平常人一樣。然而，文代會給予我的并不僅僅是這些榮耀，它教會了我很多東西，在我藝術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給我的影響是深遠的。經過文代會的學習，我認識到了文藝的重大宣傳作用和深刻指導意義，知道了文聯是黨和政府聯系文藝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執行者。作為文代會代表，我不僅僅要以身作則，還要團結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為中國的文藝事業發展做貢獻，為人民服務。從此以后我對自己從事的文藝事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當時就下定決心，要通過我的歌聲和演唱的歌曲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我們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回到上海，我學習的信心也更足了，這份責任時時鞭策我努力奮斗。1964年，學成畢業后，我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獲得成功。1965年我回到了西藏，在西藏為人民唱歌，唱我們家鄉的變化，唱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1981年，西藏文聯成立，我當選為西藏文聯主席。我是在窮苦家庭里長大的孩子，沒有多少文化，沒想到大家這么信任我，我應該更多地為老百姓服務。

　　1988年第五次文代會，我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時至今日，我心里有些慚愧，為文聯做的事情太少了。身為文聯的一分子，肩負著廣大文藝工作者的信任和希望，我應為文聯事業的繁榮竭盡全力，永不懈怠。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等等歌曲最能代表我們西藏人民對黨的深厚感情，我要一直唱下去，不忘黨對西藏人民的關懷。

　　(本網記者丁薇采訪整理)(才旦卓瑪為中國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