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沖突與共生問題，自從亨廷頓的有關觀點發表以來，便一直為人們爭論不休。冷戰后的世界格局的演變———全球化的加速、唯一超級大國單邊主義的出現、部分國家衰落部分國家崛起、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對抗減弱與文化層面沖突增加等———也促進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這個問題的深層涵義是冷戰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各種力量都努力參與重建并盡可能地對其施加影響。
　　西方社會理論對這個問題大致有3種看法：
　　一是現實主義（包括新現實主義）的觀點。這是西方，現在尤其是美國的主流觀點，它源于現代早期霍布斯的理論，當代其理論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爾茲，而亨廷頓則從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新的詮釋。這種觀點的基礎是世界的無政府主義性質和文化隔閡論，認為在世界無政府和國際法缺乏主權國家法律那種強制性的條件下，由于文化認同的差異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區別，國家或文明的沖突不可避免。當然，持現實主義觀點的人在面對和平時往往也會引用霍布斯的說法：“暴風雨天氣并不意味著雨下個不停，所以自然狀態也不意味著戰爭是沒完沒了的。”和平不過是戰爭的間歇階段，處于和平階段的國家從未放松過武力的發展。在當代對文化的強調加重了沖突的可能。
　　二是自由主義（包括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其當代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基歐漢和弗朗西斯·福山。這種觀點認為，冷戰后，理性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越發占據上風，隨著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經濟、環保、衛生等互相依存的增加，溝通的密切，人們對民主和自由文化（現代性文化）的廣泛認同，以及跨國性全球社會的形成，國家，特別是文明的沖突可以大大避免。在當代和平并不像現實主義所說的那樣一定要*均勢來維持。
　　一般而言，現實主義強調歷史的延續性，而自由主義突出歷史的變遷性。前者指責后者盲目樂觀，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因而帶有濃厚的保守主義和悲觀主義色彩；后者則批評前者過于關注過去而無視未來，夸大沖突的極端現象，看不到人類文化的非零和互動日益增多的演化趨勢。這兩種觀點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此消彼長，爭論不休，似乎都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恰當地解釋現象。
　　三是，世紀之交以來，在西方新近出現一種被稱為“建構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世界上存在多個政治實體，如部族、民族國家、國際社會（國際政治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主權民族國家只是其中的一種，它只是近幾個世紀里才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像民族、主權這樣和我們生活及理論密切相關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永久不變的、外在的現實。建構論的觀點明顯帶有后現代理論的解構式的批評色彩，但它關注認同和利益的變化對全球格局形成的影響，強調社會和文化變革對文明體互動演化趨向的作用值得肯定。該觀點雖不很嚴謹，卻不失為理論上的補充。
　　國內對文明的沖突與共生問題的理論探討雖有一些，但較為全面、恰當的論述當屬社會學所蘇國勛的文章“共生理念的社會學解讀”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與共生”。首先，該文進行了文化的社會學解讀，對文化的本質、功能，文化模式及其性質，作為價值體系的文化及其結構和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對文化價值體系的層次和結構的分析以及價值體系對社會治亂興衰的影響的闡述，在某些方面與“軸心時代文明”作用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次，文章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沖突及其后果，涉及全球化與國際秩序的不平等格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現及其與我國的國家利益、全球化對民族國家觀念的沖擊、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民族國家衰落、未來世界秩序的兩種不同理論模式、全球化與民族傳統文化、全球化對民族認同的沖擊等一系列問題，幾乎回應了所有這方面的重大而又熱點問題。第三，文章對當代國際政治中的“文明沖突”給予了詳細的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解讀，使人們認識到沖突的文化深層因素。第四，對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起源、本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當代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和強勢文化的軟權力擴張問題給予了批判性的闡述。最后，文章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的意涵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共生觀念的啟發和效用價值。
　　有關文化的沖突與共生問題，除了上面種種論述外，在此需要補充的是，從文化演化論和博弈論的觀點看，可以說，文化的沖突與共生都是人類“天性”的表現，是人類“天性”的兩個方面。人類是在斗爭與合作中發展的，其在文化上的表現便是沖突與共生不斷持續。從文化演化的角度看，文化的沖突難以避免，原因在于文化形成的源頭和核心是多樣的，文化演化的方向總是朝著最有創造性、最具活力和效用的方向發展的。當某種文化具有這一特點的時候，其擴展或擴散不可避免，在文化傳播中便往往會發生沖擊甚至沖突。任何文化———不管是儒學的、印度教的、古希臘羅馬的，還是基督教的，或伊斯蘭的，歷史上一路走來都必須經歷“天擇”這一關。“天擇”雖有殘酷性，但難以完全避免。強勢文化之所以強勢，是經過不斷選擇的結果———如西方的強大都有這樣的一個過程，而弱勢文化之所以弱勢是缺乏或少于選擇的結果。經不起“天擇”的文化終究是要遭淘汰或處于弱勢。“天擇”固然受制于文化核心約束作用，但不以主觀愿望為轉移。因此，文化選擇，至少或往往是部分選擇，是不可避免的。在選擇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文化的沖突，西方的歷史說明了這一點，東方的歷史同樣說明了這一點。變則興，不變則亡。在這個意義上講，沖突是有意義的。這里關鍵是不能宿命地對待問題，人們可以把沖突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內，降低沖突的程度，減少（不是避免）沖突的痛苦。
　　當然，強勢文化或文化演化的領導者是變化無常的。千百年來，世界主要文化主體都曾經站在最前端，也有過落后的日子，此起彼伏。這決定了文化演化在趨向統一性的同時，又保持了多樣性。至于誰能成為文化演化的領導者，不會由投票決定，也不會主要取決于“道義”，而是由文化的創造性和功效決定的。也就是說，文化的強勢最終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層面上，強勢文化總是那些最具創造力，從而最能合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人類文化演化永不休止的動力在歷史上已推動人類社會跨過了幾個門檻，現在正在從不均衡走向均衡（西方的發展在減速，東方正在趕上），從而似乎推動社會走向另一個新的關卡。誰能首先鶴立雞群地跨越這個關卡，則取決于文化的變革和創造性。
　　如果我們從人類久遠的過去一路掃描過來，便會發現，人類天生是玩零和與非零和游戲的動物。不過從古至今，“天擇”使得文化演化的趨向是，零和互動在減少，而非零和互動在不斷增加———雖有反復，但總的趨向是朝向非零和方面。這種趨勢并不意味著不存在零和互動，而只是表明非零和互動是人類互動的主要方面。這是文化共生的基礎，為某種文化—社會以自己愿意和適合的形式（自我選擇的形式）進行變遷提供了有利的機會。
　　人類有關文化或文明共生的觀念在過去相對淡薄，千百年來文化的多樣性在減少是證明。前現代的人類共生大多是無意識的，主要*文化或文明的均勢（主要文明之間）或不平等的依附關系（弱者對強者的臣服換來庇護）實現。現代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世界的格局演變成一個文化或文明（西方）對其余所有文化或文明的沖擊。這導致世界形成一個有意識互動的體系，出現全球化的趨勢，但也使文化的共生處于失衡的狀態（零和的相互依存不斷增加），一種文化或文明的發達是建立在對其余文化或文明的壓抑和破壞的基礎上，文明的共生在全球殖民體系中進行。這導致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衰落，甚至喪失，多樣性急劇減少。文化共生處于十分不合理的狀態，顯然這種模式不能持久存在。
　　當代，一方面，雖然殖民體系早已崩潰，但其影響仍然存在，它更多的是在潛隱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隨著“冷戰”的結束，傳統意識形態對立的減弱，以前受壓抑的文化主體實力的增強，其文化也在自我伸張，擴大影響。在這種情勢下，世界正在進入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超幾強”的競爭時代。與以往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正在進入強的行列，這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其發展的成敗將對21世紀世界格局的演變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原文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