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發展總支出占GDP總量的比例偏低
　　社會發展總支出直接影響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增強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2005年，我國社會發展總支出共計22380億元，占GDP的12.2%，人均1717元，其中社會保障、福利支出為13427億元，占GDP的7.3%，人均1030元，社會文教科衛支出8953億元，占GDP的4.9%，人均687元。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社會發展總支出明顯偏低。教育、衛生、社會保障三項支出合計占GDP的比例，我國約為10%，低于美國、法國的16%和30%，也低于波蘭、俄羅斯、伊朗、巴西等國20%左右的比例。
二、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
　　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過低。按可比價格計算，居民消費額從1990年至2005年年均遞增7%，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長9.6%的速度。居民消費率從1990年的48.8%降為2005年的38.0%，已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從世界消費率看，各國消費率大致在60%~80%之間，高于我國20個~40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固定資產投資率從1990年的23.3%上升至2005年的47.5%，2006年預測將上升至54.5%；而每一單位投資的新增GDP，即投資效果系數，由1990年的45.1%降為29.8%，降低了34%。二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長慢，尤其是廣大農民和農民工收入偏低。據調查，約有80%的中低收入者對消費有較大需求而無購買力，消費能力最低的貧困人口居高不下，消費能力較強的中等收入者占總人口的20%左右，比例偏低。當前中低收入者承受教育、醫療、住房三項支出的巨大壓力。2005年，三項支出約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25%，約占農民消費支出的1/3。消費率較低和下降趨勢，是長期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形成的。
三、社會公平和公正沒有得到改善，各種收入差距仍呈擴大趨勢
　　1．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它是各種收入差距的綜合反映。據2005年城鄉住戶調查，20%的高收入與20%低收入的比較，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為5.7倍，比上年擴大了0.2倍；農民收入差距為7.3倍，比上年擴大了1.4倍；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由上年的6.3倍擴大為6.6倍。據有關部門調查，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約為0.53，比1984年的0.26擴大了1倍，不僅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且也超過了美、法、日、英、德、韓等國0.3~0.4的水平。
　　2．城鄉收入差距逐年擴大。近年來，由于農民收入增幅低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1978年城鄉收入差距為2.57倍，1985年曾縮小為1.86倍，以后逐年擴大，2005年擴大為3.22倍，2006年估計將擴大至3.36倍。由于農民基本上不享受社會保障，而城鎮單位職工和離退休人員享受社會保障、各種福利和補貼，因此，城鄉收入實際差距應為6倍左右。
　　3．行業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由于缺乏有效控制，壟斷行業及一些高收入行業的收入水平增速過快。其中，2005年金融證券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最高，達5.64萬元，比上年增長11.7%；最低的是林業職工，約為7250元。最高與最低的行業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擴大為2005年的7.8倍，如果包括高收入行業的獎金和工資外收入，則行業差距更大。
　　4．地區差距擴大。近幾年，國家雖對開發西部加大了力度，但東西部的差距仍呈擴大趨勢。2005年，全國人均GDP已達14040元，東部為22076元，為西部8822元的2.5倍，比1991年的1.86倍擴大了0.64倍。東部以上海人均GDP最高，為51474元，省區以浙江最高，為27703元，貴州最低，為5052元，兩省比較，由1991年的2.7倍擴大為5.7倍。
四、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為負增長，影響社會和諧發展
　　社會秩序指數由警力、刑事、治安、貪污、生產安全等五項指標組成。按逆指標計算，2005年比1978年，社會秩序指數下降了32%，年均遞減1.4%；社會穩定指數增減相抵后年均遞減0.5%。此兩項指數互相影響，均呈現負增長，直接影響了經濟社會綜合指數的增長。1979年~2005年，經濟社會的綜合指數年均遞增5.3%，若包括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有關指標綜合計算，則年均遞增只有4.2%。可見，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影響經濟社會綜合指數1.1個百分點，影響度為21%，其中1991年~2005年影響度上升為28%。這表明，社會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幾點對策建議：

　　（一）提高社會發展總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
　　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從當前我國國情和經濟實力看，已具備了建立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條件，社會保障支出應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國家應重視發展科教文衛和社會福利事業，并將其作為硬指標納入社會發展規劃。建議到2020年，社會發展總支出占GDP的比例應從目前的12%提高到20%左右，預算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應從目前2.5%提高到5%左右，社會保障覆蓋面從目前的32%提高到60%。實踐證明，增加社會發展投入不僅不會犧牲經濟增長的目標，反而會促進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二）調整消費與投資的關系，著力提高消費率
　　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投資與消費的矛盾，從投資拉動轉向以消費拉動為主導。提高居民收入，是拉動消費增長的根本措施。尤其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水平。要加快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解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從制度和政策上保障居民的消費動能。要發揮財政政策促進消費的作用，通過轉移支付，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減輕農民消費負擔。力爭在近期內扭轉居民消費增長慢于GDP增長的趨勢，到2020年將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
　　（三）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
　　制度建設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保證。一是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調整工資和福利政策，在城鄉有條件的地區普遍實施低保和社會救助制度，保證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條件和享有醫療、基礎教育等權利。二是要從戰略上調整城鄉關系。在財稅政策上，要繼續向農村傾斜，并加快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文化、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的發展。要改善農民工的生存條件，保障其享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福利，使他們融入城鎮。只有減少農業和農民的比重，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城鄉差距才有望逐步縮小。三是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建立較完善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強化激勵和約束機制，利用稅收、價格政策調控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
　　（四）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比例，從目前的1.3%提高至2%以上，至少使環保投入能補償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從源頭防治污染和保護生態，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切實保護好自然生態，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強化對自然資源的生態保護。為避免短期行為對環境造成破壞，對禁止開發的生態區，允許一些地區GDP零增長或負增長。
　　（五）建議計劃統計部門盡快制定一套切合實際的考核指標
　　為了徹底改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考核指標，建議計劃統計部門設計一套突出以人為本，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綜合指標體系。指標體系應反映生活質量、人口素質、社會發展、經濟效益、投資效果、環境質量、社會穩定、社會安全生產等可持續發展的質量指標，全面考核各地政績，并加強對考核目標的定期督促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