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典經濟學派
在深刻改變西方文明形態方面，英國工業革命（詹姆斯.瓦特于1763年發明蒸汽機）、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年）和法國大革命（始于1789年）都發生在十八世紀。而在經濟學領域，亞當.斯密于1776年發表《國富論》，標志著古典經濟學的誕生，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學派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從起飛到昌盛時期的主流經濟學派，它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既是對封建舊制度以及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國家干預主義經濟思想的批判，也是對經濟自由主義新時代的呼喚和論證。
古典經濟學信奉經濟自由主義。他們堅信，自由競爭市場勢力的自發作用能夠保證經濟生活的協調和穩定增長，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們認為，國家只需充當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創造良好外部條件的“守夜人”。
古典經濟學派關注經濟增長。在他們看來，經濟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增加生產，為此必須增加資本積累，改進生產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們還研究與此密切相關的分配和產品實現問題，研究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規律，以及相應的經濟政策。
古典經濟學的奠立者是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馬爾薩斯、薩伊對亞當•斯密的體系進行了擴展，而J.S.穆勒則是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
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1723-1790 英國）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是他的代表作。在這本名著作里，斯密締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它的形成階段的理論成就，最先系統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各個主要學說，對資產階段政治經濟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亞當.斯密1748年畢業于牛津大學，1751年返回格拉斯大學講授邏輯學，第二年擔任道德哲學講座，并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斯密在格拉斯哥一直居住到1764年，這使他有可能長期實地觀察這個蘇格蘭工業中心的經濟生活。斯密曾經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參加當地的經濟學會活動，并和萬能蒸汽機的發明者瓦特認識，曾經支持瓦特改進蒸氣機的實驗活動。1764年，斯密辭退了大學教授的職務，到歐洲大陸旅行。在巴黎，他認識了法國啟蒙學派代表人物伏爾泰、重農學派主要代表魁奈和杜爾閣等名流，這對他的經濟學說的形成有很大影響。1767年他返回家鄉專心致力于《國富論》的寫作。經過十年的刻苦努力，終于在1776年完成了這部巨著。
《國富論》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了許多方面的經濟理論，但是對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最重要的貢獻還在于斯密所論述的勞動價值論和三個階級三種收入的學說。
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明確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于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就成為《國富論》的主題。
斯密看來，國民財富的源泉是勞動，國民財富的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后者又取決于分工。斯密進而以交換來解釋分工產生的原因，指出分工的程度取決于交換的能力或市場范圍，貨幣只是一種流通工具。斯密區分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認為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然而他又認為商品的真實價格由工資、利潤、地租三部分構成，由此他第一次將社會分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他認為，資本積累是發展生產的另一必備條件。
斯密從“經濟人”觀念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他認為，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卻使整個社會獲得最大利益。在“自然秩序”下，能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促進社會財富增長。國家的職能是保護國家和個人的安全，建設并維護私人無力辦或不愿辦的公共事業，起“守夜人”的作用。
在《國富論》里，除了上面談到的經濟學說之外，斯密關于分工、交換和貨幣的學說，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學說，關于社會再生產學說以及基于“國際分工”的自由貿易學說，都有深遠的影響。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影響最大的主要是他所鼓吹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亞當.斯密將科學抽象法和經驗歸納法系統運用于其著作中，這種二重研究方法是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第一個系統形式，它吸收了歷史上經濟學方法論領域幾乎所有的科學因素，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大衛.李嘉圖和馬克思繼承和發揚了亞當.斯密的科學抽象法，使勞動價值論逐步完善，最終成為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剝削本質的工具。馬爾薩斯和薩伊則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經驗歸納法，直到今天還影響著西方經濟學的研究。
大衛•李嘉圖
大衛•李嘉圖（1772-1823英國）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偉大代表。他生活于英國正發生產業革命，社會經濟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年代。那時，工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貴族之間的矛盾尖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和對立也開始發展和顯露。李嘉圖的主要經濟思想反映在他1817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簡稱《賦稅原理》）之中。
李嘉圖從人性出發研究分析社會經濟現象，認為個人利益是人類行為的準則，社會完全屈從于個人。他堅持使用抽象法。
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中，他指出，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但并不是個別生產者在生產商品時實際所耗費的勞動，而是必要勞動。商品的交換價值取決于他們的絕對價值。貨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為他是表現其它商品價值的媒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分配理論。他認為，在既定的收入格局下，地租是主動的，首要的，最有保證的；工資有其固定不變的法則和水準，是發展生產不得不支出的代價；利潤則是支付了地租和工資之后的余額，最容易受到損害。
對外貿易學說是他的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對外貿易的擴張雖然大大有助于一國商品總量的增長，從而使享用品總量增加，但卻不會直接增加一國的價值總量，因為價值總量由本國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決定。但是，如果存在比較成本差別，則國際分工可以帶來勞動節省和效率提高，因此，他主張貿易完全自由。
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1766-1834英國）是與李嘉圖同時代的人，以其“人口論”而馳名于世。他的代表作有《人口原理》(1798年)、《政治經濟學原理》（1820年）等。
在他的人口論中，馬爾薩斯從兩個前提出發：一、事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二、兩性間的性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在這兩個前提下，他斷言，人口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只能以算術比率增加，人口的增長必然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因此，人口的增加會受到生產資料的限制。由于馬爾薩斯試圖證明勞動人民貧困和失業是因為人口增長過快，而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無關，因此，他被馬克思稱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代表。
薩伊
讓.巴蒂斯特.薩伊（1767-1832法國）是19世紀初期法國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亞當•斯密學說的系統化者，他的主要作品是《政治經濟學概論》、《政治經濟學問答》和《政治經濟學教程》等。
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從而將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消費三部分。他提出效用價值論，指出物品的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價值來源于物品的效用。物品效用由勞動、資本和土地（自然）共同創造出來，物品價值也由這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于是，勞動、資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工人、資本家、地主相應地得到各自的報酬：工資、利息和地租。
薩伊認為，供給創造需求，從全社會來看，總供給一定等于總需求，產品過剩的經濟危機不可能出現。
J.S.穆勒
J.S.穆勒（1806-1873英國）是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他所處的時代是英國資本主義正處于比較繁榮發展的時期，工人運動和社會改良運動高漲，使他成為一個折衷主義者。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在很長時間內是作為大學經濟學的初級教程。
穆勒認為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同時也將社會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原因、精神、心理、社會關系和人類天性等也作為討論范圍。他的折衷主義理論體系建立在對生產規律與分配規律的分析之上。他將生產僅僅看作人和自然的關系，不依社會制度改變；而財富分配則取決于社會的法律和習慣，會依社會的變化而改變。他認為唯一的生產力是勞動生產力；但又認為資本是勞動產品的積蓄來為利潤辯解。
他規定了使用價值、價格、價值（交換價值）的定義。他將價值分為市場價值和自然價值。市場價值決定于需求和供給；自然價值決定于它的獲取難度。他第一次提出了信用與物價的關系。
他完全接受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論，但他的論證方法不同，他比較的是同量勞動的不同效率或產量。
他考察了社會進步對生產和分配的影響，批判了奴隸制和封建制，對資本主義進行了肯定，但認為需要進行改良，對經濟自由主義和干涉保護主義采取折衷，提出了適度干涉主義。
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1818-1883德國）也誕生于古典經濟學昌盛的時代。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領袖，國際無產階級的導師。雖然他的影響力并不只限于經濟領域，他對經濟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一般認為馬克思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發展了剩余價值學說，并分析了資本家剝削的本質。馬克思是第一個充分利用歷史唯物觀和辯證法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經濟研究領域。他還在穆勒的基礎上，解釋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和周期性。客觀上，后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為解決自身矛盾所帶來的危機，加強了經濟調控，而經濟學也進入了下一個時代—新古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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