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于康德著作的漢譯是十分關心的。對于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翻譯尤為關心。2000年的《讀書》雜志就發表了好幾篇談論《純粹理性批判》漢譯的短文。從這幾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討論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許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學的專家）對康德著作的漢譯情況并不十分了解。現冒昧將我們所了解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漢譯情況略為介紹。據我們所知，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現有四種漢譯本：（1）胡仁源先生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2）藍公武先生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3）牟宗三先生譯本，題為《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分為上、下兩冊，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出版；（4）韋卓民先生譯本，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訂版。

　　對于這些譯本的質量，人們時有評論，現摘要介紹如下：

　　在現有四種漢譯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譯本為最早。韋卓民先生說：“胡氏中譯本，讀來確甚晦澀，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從德文原本譯出，而對于康德的哲學術語似乎沒有深加留意，且對于康德的整個體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況且譯文較舊，不合現代漢語習慣。”（韋卓民撰：《〈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前言》，見所譯《純粹理性批判》卷首。順便說一句，王若水先生認為胡譯本并非從德文原本譯出，而是根據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譯本轉譯。見王若水撰：《再說〈純粹理性批判〉的中譯本》，《讀書》，2000年第6期。）王太慶先生也談到，抗日戰爭后期在西南聯大哲學系讀書時，他讀胡譯本的感受。他說：“在翠湖中間的那所省立圖書館里，我一連幾天借閱胡仁源譯的《純粹理性批判》，可是盡管已經有教科書上的知識做基礎，我還是一點沒有看懂。不懂的情況和讀斯賓諾莎《倫理學》的舊譯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后來看了Kemp Smith的英譯本和Barni的法譯本，才發現康德的寫法盡管有些晦澀，卻并不是那樣絕對不能懂的。我懷疑漢譯本的譯者沒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機械地照搬詞句，所以不能表現論證過程。這說明不懂哲學和哲學史是無法傳達哲學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點康德*讀舊翻譯還是不行。”（王太慶撰：《讀懂康德》，《讀書》，1999年第10期）依韋先生與王先生的說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學。不懂康德哲學，卻去翻譯康德著作中最難懂的《純粹理性批判》，其譯本質量如何，可想而知。

　　藍公武先生的譯本，據《譯者后記》所說，是1933年開始翻譯的，1935年秋天全部譯完，但遲至1957年才出版發行。這是《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個漢譯本。韋卓民先生說：“藍公武先生的中譯本，據該譯本的《譯后記》所說，也是據康蒲·斯密的英譯本譯出的，但是我們與原英譯本詳細對照，許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譯原文，甚至誤解英譯的詞句。原英譯本的腳注不少是精辟之處，而藍譯不予譯出，也似乎是不應該的。”（韋卓民撰：《〈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前言》，見所譯《純粹理性批判》卷首）然而，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藍譯本是流傳最廣、也是我們閱讀與研究康德時用得最多的一個譯本。

　　牟宗三先生是現代新儒學的一個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他早年即對康德有興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會到儒學當中來，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以一人之力，把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與“三大批判”全部譯為漢語。牟宗三先生所翻譯的《純粹理性批判》，據他自己說，“是根據肯·士密斯之譯而譯成，但同時亦比對其他兩譯（即J.M.D.Meiklejohn與F.Max Müller的兩種英譯本）。……有時吾亦查質康德原文，此則鄺錦倫與胡以嫻兩同學幫忙甚大。吾于譯文幾乎每句每字皆予以考量，務使其皆通過吾之意識而能達至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若稍有模糊或我自己亦未能明者，吾必比對其他兩譯并最后查質原文而使之明。若有錯誤，必亦是清楚的錯誤。“（牟宗三撰：《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譯者之言》，見所譯《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冊）牟譯不僅保留了Kemp Smith英譯本里面的注解，而且還增加了大量的注解與案語。誠如其弟子蔡仁厚先生所說，此譯本“上下兩冊，皆有‘譯者之言’，以說明翻譯之旨趣。書中并隨文作注解、加案語，其嘉惠讀者，實非淺鮮。”（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第90頁。）

　　韋卓民先生的譯本，是1962年應商務印書館之約而譯的。據他自己所說，他所翻譯的《純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譯本為藍本，而對照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年的德文版和Ernst Cassirer柏林1922年的德文版，并參考穆勒爾（F.Max Müller）倫敦1881年的英譯本，以及胡仁源、藍公武兩先生的中譯本，旨在于這次翻譯中不失康德原書的本意。”韋先生懂德文，卻根據康蒲·斯密的英譯本轉譯，理由之一是他認為自己對于英語更有把握。他說：“我對于英語比較有把握。讀德文本時，雖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錯誤難免，而讀英文本時則言從意順，沒有隔閡。依我的翻譯經驗，在我譯外文時，如作者寫作水平遠遠超過我寫這種外文的水平，則我的翻譯是有些*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寫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強能寫出，故不難翻譯。”（韋卓民撰：《〈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前言》，見所譯《純粹理性批判》卷首）由此看來，韋先生的治學態度是十分嚴肅、十分認真的。可惜，譯出初稿后，尚未修訂定稿，便爆發了文化大革命，而韋先生也在1976年就過世了。譯稿是由曹方久先生等人整理、校訂并于1991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韋譯本于2000年出了校訂版，校訂版由鄧曉芒先生“根據德國費利克斯·邁納（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叢書》第37a卷（漢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對譯文作了一些修改訂正。”（《韋譯〈純粹理性批判〉校訂版跋》，見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2000年校訂版，第735頁）在新的、據德文版翻譯、質量更好的譯本出現以前，韋譯本很有可能會成為《純粹理性批判》的另一個通行譯本。

　　若王若水先生的說法屬實，則《純粹理性批判》的現有四種譯本都是根據英譯本轉譯的。這樣，中文讀者與康德之間便隔了好幾層（康德－英譯者－中譯者－讀者）。翻譯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理解與解釋的過程。經過的中間環節越多，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正如李明輝先生所說：“無論如何，在學術著作底翻譯工作中，透過第三種文字轉譯，究竟是不得已之事，不可視為常軌。”（李明輝撰：《康德〈道德底形上學基礎〉譯后記》，見所譯《道德底形上學基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第120頁）

　　信與達、尤其是信常被人們視為翻譯的基本準則。但是，譯本與原本之間總會存在一定的距離，絕對的信是不存在的。其實，我國東晉時期的鳩摩羅什，這位所譯佛學經論達三百余卷、對自己的翻譯十分自信、臨終之前當眾發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后，舌不爛”的佛學譯經大師，便不相信會有絕對的信，便不相信譯文與原文之間沒有差距。他甚至認為翻譯恰如嚼飯喂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當然，最理想的是直接使用原文來閱讀與研究康德。然而，目前國內能夠并有機會直接使用原文來閱讀與研究康德的人畢竟是少數，我們相信，將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很多。因此，康德著作的翻譯還是必不可少的。雖然我們不應過分地苛求譯者，但我們還是期望能有更多的、質量更高的、直接從德文原本翻譯出來的康德著作的漢譯本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