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理論名詞西譯中的原則

編輯先生：

最近南開大學符號學學者張智庭教授來信討論國內學界有關一個重要符號學名詞的譯法問題。我已回信致覆。現將此信投遞貴刊發表，因涉及理論翻譯原則問題，也許有一般參考或討論價值。

順致問候！
                                                                                           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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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庭  先生：

謝謝來信。自1988年初北京社科院“京津符號學座談會”上幸會以來，迄未晤面。欣聞現已轉教南開大學，專治符號學，非常為您高興。希望您主編的符號學叢書今后能更順利出版。  

　　關于pertinence 的中譯名，是一個復雜的學理問題。我現在無法抽時間專論。我也沒看到過您提到的上海社科院那位羅蘭巴爾特新譯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上批評我最早譯名的文章。但我仍選擇我在《理論符號學導論》上最后的譯法： “適切性，相關性”。（參見該書1999版774頁名詞表）該批評者認為應譯為“確切性”，本來亦無不可，如果隨后普遍對該詞加以相應定義的話。關于現代中西理論性名詞譯名的原則，我曾多次談過意見。（請參照《純粹現象學通論》中譯本譯者前言）簡言之，即不可能現成地“發現”，“找到”最恰當的譯法。直觀性語詞，如小說中語言，或許可以。但理論性話語，中西抽象觀念系統非常不同，大多數不存在現成的一一對應關系。中西理論名詞對譯的程序應該如下：  

1。在西語話語系統內讀懂每個理論名詞的確義（這涉及到譯者須有廣泛理論閱讀經驗和大量中文理論思考經驗，絕不是只*“外語好”就易于辦到的）
2。然后在中文話語系統內整體轉換相應的詞，句，段。并在整個中文話語系統內尋找最“恰當的”字詞。關鍵是：這個字詞的確義是在中譯話語整體內“相對地”形成的。不是說你“找到”了該西文字詞唯一最正確的中文對照詞，而是說你“設定”了一個“話語交流運作上” 最恰當的“運作子”。
3。當初步的語詞轉換設定完成后（首先使譯本整體內各理論名詞在理論語義上相互“協恰”），即應在相關學界團體內實現其“共識”，經過一段時間過程大家都可“有效地”對某字詞確義有共同的理解后，該詞即（語用學地）“成為”對該學科而言的“確譯”。這時我們最好尊行實際已“有效”的通行譯名，而無須另譯，免增讀者困擾。如果通用字典內有相當近義的現成譯名，就一定盡量使用，不宜另行新譯。（人名翻譯亦然，八十年代一些新手喜歡改動舊譯一兩個字，以示該西人學術由己首先介紹，實屬無謂。這是當初那些西學急先鋒打算“輕而易舉”獲利的雛形。其后此種心態繁衍為五花八門，卒致可通過版權壟斷來抄改舊譯，此實近年來學界風氣中最可悲者。）
4。就此詞而言，除一般讀解外，我當初（七十年代末）曾參照《法國大百科全書》和托多羅夫等的語言學詞典等大量參考讀物來定譯的。當然也包括大量日文書籍和字典。因時間關系，恕我不在此引用原文。您或可查考相關詞條解釋。如您所說，此譯名在法漢字典中已有，我當初也一定在日文讀物中驗證過相同的或類似的譯名。很可能六十年代北京語言所的翻譯資料中在介紹國外音位學的文章中已這樣譯過，現無暇查考。就音位學而言，這是一個普通的字。談不到我的“首譯”。只能說我在翻譯羅蘭巴爾特時最早“選定”了這個譯名。
5。相關性和適切性兩個選擇代替譯法，是為了是使其可適用于不同“語境”。此詞的重要性在于，它已廣泛應用于法國人文科學各個領域。記得在當初譯電影符號學時就曾多次遇此詞。所以雖然此詞來自布拉格學派語言學（參見拙著相關章節），但后來在法國有了廣泛擴大應用，因此，我當初在定名時，就須考慮它在各個學科語境中的適用性。此詞的“革命性”（一笑！）意義正在于其有關于傳統認識論觀念，其關鍵在一個“相對性意涵”（這是布拉格學派精神的標志）。如譯為“確切性”，就太一般了，反映不出此相對性意素。我譯或我選擇“相關性”，就是要聯想到這一點。那末為什么又要加一個“適切性”備選呢？是為了使其進一步擴大語境適用性，也就是使其進一步“空泛化”。“適切”暗示二者之間的關系性，而“確”之意素有“客觀上”正確之聯想。總之，這個譯名，（以及許多法文理論譯名）須同時設法兼顧其原初專門性和后來的普遍性。
6。但是，如果當初我們就選譯為“確切性”，并付以適當定義，大家即把“確切性”當成該原字詞的約定對應中文記號，大概也會可行。
7。最后，我雖強調中西理論譯名的相對性，但也認為應該盡量貼近中文語義素“素匯”（這是潛存于漢字語匯中而非相當于自然語義的）中的可行性和純粹“雅”的修辭學方面。因此，我贊成您選擇此已通行的譯法。如果我們把千百個理論譯名都一一改一兩個字，算是確義，將破壞現行語言使用慣習。而這種改譯又如果源于譯者對理論內容未明而生的誤改，其影響將波及廣大讀者。

　　最后，我對中國理論翻譯界的最大提醒是：決不要以為“外文好”就可以處理得更好。（一些不懂內容的外文專家甚至會在理論翻譯中出現大量語法錯誤。我在七十年代末起的編輯工作中就驚訝地發現這一事實）理論翻譯的關鍵是：一方面大量閱讀原文相關理論類書籍，在話語讀解中把握語詞確義；另一方面在中文世界努力透過現成名詞語匯尋找其所含的低級意素世界中的因子。這樣：在意素層級找到了相應搭配因子，然后再在自然詞匯內選擇可在一定語境中“表示”該意素搭配的漢字組合。當然，這里分析而言的過程，都是在翻譯工作中“下意識地”完成的。理論翻譯，特別是現代法語理論翻譯，應當是中西理論話語比較分析的實踐，其成功取決于對兩套不同語言思想傳統的全面對比讀解經驗。
　　關于羅蘭巴爾特的中文翻譯問題，我必須再補充幾句。他的作品分理論類和通俗類。現代西方文學系教授，多數都兼通二者。因為過去三四十年來西方文學界的知識結構已經大變。但是非西方的西方文學史或西方文學理論人士（包括在西方任教的）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調整知識結構。這就是為什么八十年代中國一些資深文學理論家對當代西方文學研究中抽象名詞太多十分反感。（當時中國的電影理論界問題更嚴重）比如說，錢鍾書先生法國文學素養一流，但對當代法國文學理論讀物一定無法通讀（為讀此，必須首先讀現代哲學，理論社會學，理論人類學和理論語言學。這些都是八十年代兩岸三地頂尖學者大多數都未讀的）。法國程抱一雖然為羅蘭巴爾特友人又自認為熟悉后者思想，但所熟悉的甚少相關于其符號學部分。程氏所說的“符號學”就如國內八十年代一些老專家說的符號學一樣，都不涉及當代法國理論語言學的部分（我記得您在1988年會議發言時首先“勇敢地”宣稱：符號學就是法國符號學）。當代中國新一代法國文學學者正在大步趕上時代，未來成績當然可觀。但熟悉了法國文學作品是否等于熟悉理論細節呢？一些在國外學習外國文學的人，并不一定因為physically*近外國理論家就一定比國內人更有學理判斷資格。原因在于，他們一定要有大量時間廣泛閱讀人文科學各科理論讀物，而不是只看指定參考書。多年來我都觀察臺灣學界的翻譯水準為什么提不高。問題還不在于臺灣人的中文閱讀時間普遍不夠的問題，而是他們的西方留學生對西方理論消化的程度問題。（他們自己當然決不承認，這種不自反省的態度正是為什么他們條件優越而進步不顯的根源。）八十年代我見到上海出版了羅蘭巴爾特的《戀人絮語》，從中譯名就知道譯者是學法國文學的，但未必熟悉作者符號學部分。巴爾特有大量通俗類讀物，我們不能以為讀過這些就是巴爾特研究者了。許多人關注海外名人，巴爾特二十年來更成為兩岸出版社“搶購版權”的第一對象，竊譯，爭槍，時有所聞。而能夠消化巴爾特文學思想的卻并不多。
　　本來此信只寫了上半段就結束了，因為涉及到的作者恰是我近年來一塊“心病”（我在1978年譯出其《歷史的話語》時就認識到此公不同凡響）。不是說我還在在意我的舊譯被奪去版權無法再版的事。而是擔心那些改譯者為了表示非抄襲舊譯而自作聰明地亂改名詞的事。遺憾的是，一些出版社不是考慮如何最好地服務讀者，而是考慮如何照顧本幫本派人士。他們慣于如此行事，有何辦法呢？

順祝研安！                 

 　　　　　　　　　　　　　　　　　　　　　　　　　　　　　　　　　　　　　　　　　　　　　　　　李幼蒸

　　　　　　　　　　　　　　　　　　　　　　　　　　　　　　　　　　　　　　　　　　　　　　　200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