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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國際上對藏醫學的理論發展進行討論。它在西方生物醫學和科學框架內對藏醫學的臨床療效的研究提出了六個復雜的問題，目的在于克服這些復雜性，以便在國際上對藏醫學的認識有所改進和利用它。首先，本文從西方臨床觀點對藏醫學進行了當代的研究，它對標準的研究“結果”中所出現的排除法和簡化法的問題進行認定。隨之對研究臨床療效中的六個有問題的方面進行識別，其資料來自作者在拉薩門孜康（1998）進行的研究以及在美國對替代醫學的觀察研究。第一個問題是為翻譯診斷找到適當的基礎；第二，當西方醫學和藏醫學都固守傳統的經驗時，什么是有效的“證據”。第三，找到翻譯治療原則的適當方法。第四，在美國的市場為藏藥制劑建立安全感。第五，對外國醫者，美國法律將對其缺點如何對待。最后，在建立臨床療效時，如何翻譯方法學的問題，特別是對那些生物醫學無法說明，且被認為是“宗教的”現象所引發的問題。基于以上的研究，作者對西方生物醫學在研究藏醫藥時應進一步做些什么提出了建議。
在美國當代的研究范圍內試圖對藏醫進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眾為尋找一種替代或“補充”醫學的條件下開始的。在為了研究其臨床療效的眾多“民族醫學”中，較普遍的替代醫學是中醫以及以“四部醫典”為基礎的藏醫學。那些由生物醫學文化背景下演化出來的其他替代醫療技術，它們應用生物醫學的解剖學、生理學、效應（如螯合術、維生素、捏脊療法），與此不同，民族醫學由于其與生物醫學極為不同的理論的作用，對生物醫學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戰。研究者為了使研究和一般資料能簡化進行以證實其療效之有無，并克服這些困難，他們轉向方法學的“結果”，這種結果研究應用標準的生物醫學研究準則，基本上集中在治療的臨床結果，而避開闡釋為什么這些方法有效或無效的問題。這樣一來，理論的問題（如解剖學、生理學、治療機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對于針刺術，就只研究對特殊疾病的好處，并沒有標準的對照組（對這患者是按中醫認為有益的治療），然后與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療的患者進行對比其結果）。在替代醫學臨床研究中，另一創新之處是那些從事治療垂危病癥的病人做替代醫學的臨床研究（這種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發的），對這些生物醫學束手無策的垂危病人，迅速進行了替代醫學的研究。也就是說應用非西方制劑，而不是用通過完事而昂貴的，并由聯邦食品藥品局（ＦＤＡ）批準（有時需時數年）的試驗來治療；這是經臨時批準的，目的是對生物醫學認為無可救藥，即生物醫學認為沒有把握的病人來進行的。
對于把民族醫學的好處融入生物醫學中，對結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這種對結果的研究從長遠觀點看也有一種簡化論和排隊性的問題，他對于亞洲醫學體系及其醫者們，包括藏醫在內是不利的。這里的簡化認是指一種步驟，他把醫療理論原則和實踐加以忽略，或者簡化成在生物醫學臨床中得以容易實踐的簡單的技術；而排隊性則是指這種替代形式的知識，如埋藏在對解剖學、生理學和治療學中的藏醫學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國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將在六個人種學方面的例子中闡述這些步驟，以闡明對臨床療效研究的復雜性。
1、翻譯診斷法的復雜性
①在最早對臨床療效研究的復雜問題之一是如何在生物醫學框架中找到與藏醫診斷一致的翻譯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醫婦人疾病時，收集了一般婦人病的資料。在一般的問題中，一種叫“ｍｎｇａｌ ｎａｄ ｍｋｈｒｉｓ ｒｇｙｕ”的是最普遍的，如果從文字上對譯成婦女子宮與膽有關的病癥，僅以病名而論，生物醫學中并無與此相同的病癥，在門診中，每年要治療3040個這類病人。另一種常見病是“子宮內肉贅”（ｓｈａ ｓｋｒａｎ ｐｈｅｍｂｏ），我從資料中看到，也聽說藏醫對此病療效很好，在對藏醫治療這些疾病的療效進行觀察研究時，我要向生物醫學的醫生們請教，以便決定這些病相當于生物醫學的何種病。
②在確定臨床療效的努力中一個復雜的問題是在藏醫學與生物學中好幾種病癥，反之亦然。例如：“婦女子宮與膽有關的病癥”可相當于生物醫學一類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嚴重霉菌感染、月經不調及子宮內膜炎。就藏醫學而言，生物醫學診斷為盆腔炎癥的可以有不同的診斷，如ｍｎｇａｌ ｎａｄ ｍｋｈｒｉｓ ｇｙｕ或ｍｎｇａｌ ｎａｄ ｒｌｕｎｇ ｒｇｙｕ等。而在子宮內贅生物（ｓｈａ ｓｋｒａｎ ｐｈｅｍｂｏ），是否相當于一種特殊的子宮內可認定的新生物則尚不清楚，有別于血液的新生物（ｔｒａｇ ｓｋｒａｎ），后者可以或不能相當于生物醫學的一種疾病。就生物醫學而言，西藏醫學對子宮腫瘤、癌癥、囊腫和子宮內膜炎——這些可引致子宮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進行鑒別，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個有關的復雜問題是，當對不同醫學體系進行翻譯時，在一個系統中稱為癥狀者，在另一系統中可能稱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經不調在生物醫學中是一種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癥狀在藏醫學則有可能是一種癥候。這與以下事實有關，即藏醫學對一種“疾病”的確定，是基于對體內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著鑒別一種癥候群或模式的紊亂，它可對全身產生有癥狀的影響。反之，生物醫學則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為一種獨立的現象，它可以作為體內一種獨立的病癥加以處理。這就是為什么人們經常聽到說藏醫治本，而生物醫學則治標（癥狀）。
④最后，藏醫依據經驗把證據按疾病的嚴重程度把它分成原發病與繼發病，這種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細的模式造成了一種情況，即患有同名的原發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組不同的相關的繼發病。換言之，藏醫學對任何一種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較多的不同的內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發的ｍｎｇａｌ ｎａｄ可以與膽失衡、風或痰有關，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種不同的變化情況。或者說，患有ｍｎｇａｌ ｎａｄ ｍｋｈｒｉｓ ｒｇｙｕ的婦女可能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繼發病，如ｔｒａｇ ｔｓｈａｂ或ｒｌｕｎｇ ｔｓｈａｂ。。由于藏醫考慮每個人的體液體質不同，每一個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診斷，而這些不同可以影響其治療。
⑤鑒于這些復雜情況，探尋一下對當代關于結果的研究如何進行將是有益的。一般說，結果研究從生物醫學的一種疾病，而不是從民族醫學系統中的一種疾病開始。然后，利用生物醫學診斷技術對疾病的生物醫學診斷加以確定，最后用民族醫學的方法來治療，以決定其療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問，從生物醫學的疾病分類出發是否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生物醫學對藏醫學的精細變化無法駕馭，對病因方面和治療方面差異的研究可能失去方向，而能夠在疾病診斷中包容不同變異的藏醫對結果的研究很可能產生可觀的結果，這將加強對藏醫學的認識。然而，這又需要比從一個簡化的“結果”模型出發走得更遠些。必須把藏醫的醫學理論也考慮進去，而不只是實踐的問題。
⑥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對結局的研究如何把藏醫理論知識排除在外，以便進行臨床試驗的做法將潛在地把藏醫能有效地工作的能力埋葬掉。在生物醫學和藏醫在疾病一對一相對應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將會被規避掉。但是，如果用于決定病因的診斷手段及其適當的治療是由對結局研究所決定的話，在國際舞臺上可能對藏醫的聲譽產生損害。因此，重要的是要提倡能容納不同的診斷的靈活的對結局的研究模式，并努力了解和利用象藏醫學這樣的民族醫學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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