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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魚塘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種獨具地方特色的農業生產形式。即桑地依賴于魚塘肥泥，養蠶依賴桑葉，而魚塘則依賴于蠶屎、蠶沙這樣互相依存的形式。珠江三角洲蠶區布滿著“桑基魚塘”，這種生產形式一直延續至今。1992年，桑基魚塘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范”。
一、 珠江三角洲蠶桑業的興起和發展
廣東蠶桑生產有悠久的歷史，產絲量歷史上曾名列前茅。珠江三角洲既是廣東省的糧倉，又是盛產蠶桑、塘魚、甘蔗的重要基地。它是由東、西、北三江匯合沖積而成的肥沃大平原。地處北回歸線以南，自然條件是亞熱帶氣候環境，全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日照時間長，終年無雪，四季常春，適宜于各種農作物生長。桑蠶的飼養一年達八至九造。區內河網密布，特別是基水地區，四面河涌縱橫，桑基魚塘交錯其間，交通方便，對發展農業生產，活躍城鄉經濟，具備了優越的自然條件[1]。
珠江三角洲是廣東省種桑養蠶的重要地區，蠶桑業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經濟作物。南海、順德、中山、三水等地的桑地面積約占全省桑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五，產繭量占全省百分之九十左右，成為我國著名的生絲產地，和太湖平原、四川盆地并列為我國三大蠶桑區。蠶業起源于我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而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區蠶桑業生產的發展，與中原和長江流域比較，是稍遲而且緩慢的。根據史料記載，早在漢代，在廣東省南部的珠崖（今海南島），西部的德慶，北部的連州，以及中部的廣州附近等一帶地區，女子已有進行“桑蠶織績”和“采桑飼蠶”的種桑、育蠶、絲織的生產活動了[2]。漢朝建安中，交州剌史步隲到南海（今廣州附近一帶地區）觀察地勢時，見到廣州附近一帶“高則桑土，下則沃衍”，反映了當時廣州附近已利用高地種植桑樹[3]。
唐代，廣州已成為我國通往外地的港口，各地的商人和外國人都相繼來廣州貿易，販運絹絲，農業生產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當時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區，已是“田稻再熟，桑蠶五收”。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日漸南移。北宋末年，大批士民渡嶺南來，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大規模興修水利和圍墾土地。北宋徽宗期間，珠江三角洲地區修筑了“桑園圍”。珠江三角洲的蠶桑生產已伸展到南海縣的九江、沙頭和順德縣的龍江、龍山一帶[4]。
明初，珠江三角洲蠶桑除相繼在西、北江沿岸的南海、順德、中山、新會、番禺等一帶地區發展外，還向東江沿岸的東莞、增城，北江沿岸的清遠等縣擴展。順德縣的平步村已是“四月蠶成麥亦收”，“夏末糶谷春賣絲”。南海縣的西樵居民，一年衣食的支出都靠種茶和蠶桑解決[5]。廣州府南海等八縣，有夏稅畦桑共四萬七百五十一株，東莞、增城、香山等縣已有小黃桑種植。珠江三角洲蠶桑生產，主要蠶桑產地如南海的九江，順德的龍山、龍江，尚未圍墾利用之前，只能分布于高地，進行小面積的種植。
明中至清初，珠江三角洲蠶業生產，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而土地的利用也有所改進。基地和水塘布局的生產形式相繼出現。隨著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中心，廣東絲織品更遠銷海外，蠶業的商品性日益增大。廣州府各縣已是“男勤稼穡，女務蠶桑”的盛況[6]。順德縣的龍江這時也出產了著名的絲織品——“玉階”和“柳葉”，并成為廣東的貢品[7]。1530年，佛山的絲織業已發展到相當規模的生產，整個絲織行業劃分為十八行，進行分工分業的生產[8]。
由于對絲織品的需要增加，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東莞等縣的桑地面積更為擴大，廣東蠶造由唐代桑蠶一年五收發展為“廣蠶歲七熟，閩則八熟”。同時，廣東絲織品如線紗、牛郎綢、五絲、八絲、云緞、光緞已遠銷國內外，享有聲譽。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寫道：“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這是反映當時廣東絲織品的品種、質量和對外貿易的概況寫照。
鴉片戰爭以后，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刺激，生絲大量出口。桑塘地區不斷擴大，桑地面積也隨而增加，加速了珠江三角洲蠶桑生產的發展。南海、順德等縣部分地區，已經是有桑塘無稻田的地區了。種桑和養魚相結合的專業化生產，已占農業生產的首位或第二位。甚至出現了“棄田筑塘，廢稻樹桑”的高潮，居民以“農桑養蠶為業”[9]。
二、基塘的形成與修筑桑園圍
1、圍“海”筑塘 圍“海”筑塘是指將一些河涌堵塞或圈筑河旁來修筑成塘。早在十四世紀中期，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地區的勞動人民已經結合修建水利來“堵河筑堰而養魚”了。據史料載：明中，順德縣陳村等地區的“筑海為池者”，更是“輒以頃計”。圍“海”筑塘的生產活動，六百多年來不斷發展，三百多年前相當盛行。《廣東新語》則說：這種“筑海為池”的活動，已遍布于“廣州諸大縣村落”。后來，由于河流逐漸變狹，圍“海”筑塘潛力已不大，又跟不上桑基魚塘發展的需要，因此，圍“海”筑塘的生產活動就逐漸減少了[10]。
2、挖田筑塘 唐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不少部分地區都是面臨大海，地勢低洼，水患嚴重威脅著生產和人民生活。因此，珠江三角洲人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為塘，將泥土復于四周成基。既可收到地盡其利，又可收到降低地下水位有利生產的效果，便組成基、塘的生產形式。因這些平曠低洼地勢，挖塘蓄水養魚，不但可以發展生產，又能使挖塘的余泥填高部分地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水患。這是當時勞動人民改造自然，充分利用低洼地發展生產的方法之一。清中，由于受蠶桑業商品經濟的促進作用，不少洼田被改成魚塘，洼田地區變成基塘地區，南海縣的九江、順德縣的龍山、龍江等鄉，不少池塘都是挖田筑成的。鴉片戰爭后，蠶桑生產畸形發展，原來已有基礎的基塘區，更大規模的挖田筑塘，出現“人與魚共命，魚與谷爭秋”的情景，挖田筑塘的風氣，向鄰鄉及其附近擴展，達到歷史上的高峰。可以看到，珠江三角洲的河涌密布和“地勢低洼，水潦頻仍”，是形成基塘區的基礎。圍“海”筑塘和挖田筑塘，是當地勞動人民改造洼地，利用自然的主要途徑[11]。
3、修筑桑園圍 珠江三角洲大規模農業開發是在唐宋以后。此時，人們為防洪水，保護農田，已開始建造堤圍。據史志記載，北宋時沿江已建有堤圍十余座。從堤圍發展趨勢看，早期的堤圍多建在珠江三角洲的上中部。建于宋代的西江、北江上的堤圍絕大多數在鶴山—南海一線西北。據《羅格圍志》載：宋代南海縣的西北部始筑堤圍，最早有北江的羅格圍，這段堤圍長26005丈，捍衛農田400頃。其次是北江的大富南圍、大富北圍和西江干流左岸的桑園圍，筑堤規模較大。如桑園圍，分東、西圍，“西圍自三水飛鵝翼起至龍江河澎圍尾止”，長“萬二千余丈，捍田千百頃”[12]。桑園圍修建于1101年至1125年，堤長14700丈，捍衛農田面積1500頃。據宣統二年（1910）《南海縣志》載：“雍正五年（1727），桑園圍，海舟堡屬之丫基，采石修筑，桑園圍修筑用石自此始”。據此記載，桑園圍到清初才開始在部分基段上改用石方修筑，而始筑桑園圍時極可能是用泥疊成的。桑園圍是宋代位于珠江三角洲最南面的河岸堤圍，堤大且長，用泥修筑；桑園圍的修筑東西兩基均“遵海捍筑不與水爭地”，并根據當地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和在桑園圍“下流之水較上流差四、五尺”，故筑堤留口，在圍東南角的倒流港和龍江滘兩水口，“不設閘堵水”，讓圍內水及江“水從外灌入圍內，互相宣泄。”即將桑園圍修成開口圍而不筑成閉口圍。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縣志》載：“邑內江防之最巨，無過桑園圍，形勢與它圍不同，它圍形如碗，桑園圍形如箕，東西兩堤皆從上游建瓴之地，依山筑堤，從高而下，順水性，送至下流而止，而下流之水較上流差四五尺，故圍盡處，甘竹、龍江兩口，其水從外灌入圍內，互相宣泄。”[13] 筑堤后，洪水泛濫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珠江三角洲農田受泥沙淤積的機會也因而大為減少，地勢低洼的狀況被固定下來。據《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堤碑記》載：“田之未圍堤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積二三分之泥沙，百年積高一二尺之田地，自有堤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堤圍不僅在數量上不斷增加，而且不斷地加高培厚，小圍聯成大圍，土圍改成石圍，有些地方大圍之內又建起子圍。如著名的桑園圍內就有東方子圍、五約子圍、南方子圍等。
三、 果基魚塘向桑基魚塘發展
在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過程中，珠江三角洲出現了新的生產結構方式—“果基魚塘”、“桑基魚塘”。基塘的利用，最先還是“鑿池蓄魚”，基面“樹果木”而成為果基魚塘。基塘地區的果基魚塘布局出現在明初池塘養魚興起之后。原不很適應果木生長的低洼地區，利用堆土筑墩或挖土筑基，以填高地勢，相對降低地下水位種植果樹。更利用凹陷的積水池進行養魚，以收到果魚兩利，后人稱為“果基魚塘”。明萬歷年間，南海縣九江地區的塘基，人們將低洼積水地或易淹的農田挖深作池塘，挖出的泥土培于池塘四周以為基，池中養魚，基上栽植荔枝、柑橘、龍眼等果樹[14]。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布局，是明代后興起的。因“桑基魚塘”布局能夠很好地把養魚業和蠶桑業的生產結合起來，成為比較更合理連環性生產體系。這是“果基魚塘”所沒有的。據史料記載，明末“桑基魚塘”興起和發展地區，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桑園圍和古勞圍內，其中以南海縣的九江，順德縣的龍山、龍江，高鶴縣的坡山等鄉發展較快[15]。到清初，由于國際貿易對絲綢需求的擴大，種桑養蠶的獲利大大超過了水果的收益。蠶桑不斷發展之后，有些地方的“果基魚塘”仍然繼續保存甚至發展，而另一些地方的果基魚塘很快衰落。史志稱“民多改業桑魚，樹藝之夫，百不得一”[16]。不少地區從原來的果基魚塘生產形式大量改為桑、塘專業性生產。如南海縣九江鄉一帶，明嘉靖年間蠶桑還未普遍發展，婦女日常勞動是紡織，而龍眼又遍野，那時大面積自然是“果基魚塘”了[17]。此后，果基魚塘的生產方式，逐漸演變為“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的桑基魚塘代替了原來的果基魚塘生產，這樣就較好地解決了低洼地積水內澇的問題。果基向桑基的發展，為珠江三角洲塘魚、蠶絲出口的貿易打下了基礎。《廣東新語》對廣州和南海等地桑基、果基與魚塘的記載：在各縣—“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為基，以樹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于基。基下為池以畜魚，歲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數十畝。其筑海為池者，輒以頃計”。珠江三角洲出現了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嶺南肥美的稻田被棄，農民筑田為基，或筑海為池，基上植果、植桑、植茶，基下為池養魚。人們已經改變了傳統的耕作方式，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空間與輪作的時間，以求最佳的經濟效益。當時已形成了包括南海縣的九江、海洲、鎮涌、金甌、緣潭、沙頭、大同等鄉，順德縣的龍山、龍江等鄉，香山縣的小欖和鶴山縣的坡山、維敦等連為一片的“桑基魚塘”專業生產區域[18]。桑基魚塘，種桑養魚，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重要商品生產。嶺南人把種桑—養蠶—繅絲農業生產與農產品加工結合為一條龍。由于桑基魚塘帶來的農業生態文明而產生的良性循環，促進了桑—蠶生產發展，并牽動了繅絲的發展。據《廣東新語》載：“計一婦之力，歲可得絲40余斤”；“計一畝之地，月可得葉500斤，蠶食之得絲4斤，家有10畝之地，以桑以蠶，亦可充八口之食”。正如《廣東新語》提到：果基魚塘與桑基魚塘這一新的生產結構所帶來的直接的經濟效益，便是使嶺南人在商品經濟之路上富裕。屈大均生動地描繪了在商品經濟之路上發家致富的新型農民的形象—“左手數魚，右手數錢”。
四、 桑基魚塘與堤圍的結合
1、建堤圍后筑基塘 從基塘與堤圍結合的方式看，主要是建堤圍后筑基塘。據史料記載，堤圍內的桑基魚塘有：南海縣九江鄉五子圍，“內護桑基魚塘二十二頃”；東方子圍，“通圍內桑基魚塘六十六頃”[19]。人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地把低洼的土地挖深為塘，將泥土復于四周成基，既可收到地盡其利，又可收到降低地下水位有利生產的效果，便組成了基、塘的生產形式[20]。如“秀麗圍，近年業蠶之家，將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蓄魚”[21]。
2、先挖基塘后筑圍 據史料載：順德縣福安圍，圍內基塘共四十頃余；保康圍，內包煙戶桑基魚塘五千八百畝；合安圍，內包桑基魚塘一百畝；東園圍，內包桑基魚塘四百畝；北輔圍，內包桑基魚塘一千畝；樂成圍，內包桑基魚塘二千一百余畝；龍樂圍，內包桑基魚塘七百一十畝；南華圍，內包桑基魚塘四百畝；永福圍，內包桑基魚塘二千零五十畝；富安圍，內包桑基魚塘二千八百零二畝，合德圍，內包桑基魚塘二千七百四十六畝；大成圍，內包桑基魚塘二千八百六十七畝；東洲圍，內包桑基魚塘一百三十二畝五分；安定圍，內包桑基魚塘六百三十八畝；長樂圍，基塘三十六頃；凌化圍，基塘二十七頃余；里沙圍，基塘約十頃余；永豐圍，基塘三十余頃；北洲圍，基塘約十余頃；沙嘴圍，基塘約十頃余；康圍，每鄉涌口各一基塘[22]。一縣之內，就有20余座堤圍內包有桑基魚塘，少者百畝，多者五千余畝，可見桑基魚塘與堤圍的結合多么普遍了。如《順德縣志》記載：“舊有大墩障，僅圍南便田畝，東北無圍閘攔束，每逢潦至，水從徑口逆入橫流堡內，田禾盡沒，基塘半空……同治三年春，鄉紳……倡筑大圍名曰玉帶……告成后，洼田盡變沃壤，租息比舊倍增”。這也說明，桑基魚塘不能單獨抵御洪潦，有必要筑堤圍來保障基塘和田地的正常生產。稻田改作桑基魚塘之后，一方面因田基培高而免除了水潦之患；另一方面因基種桑，塘養魚，桑葉飼魚，魚屎肥塘，塘泥培桑，形成良性循環。在循環中，各種物質得以充分利用，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史志中也多有改田為塘后，“收入自倍”，“十倍禾稼”的記述。這樣，堤圍為農田提供了保障，桑基魚塘的高收入，又為修筑堤圍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來源。堤圍與桑基魚塘結合較好地解決了堤圍的漬澇問題，外御洪水，內除漬澇，使基塘免遭洪水沖決。二者相得益彰，優勢互補。它們因此也得到較快的發展，成功地解決了田地與水的矛盾，也為珠江三角洲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桑基魚塘的主要特點
“桑基魚塘”最早的文獻記載于《廣東新語》。“桑基魚塘”是“基種桑，塘養魚，桑葉飼蠶，蠶屎飼魚，塘泥培桑”，即蠶沙（蠶糞）喂魚，塘泥肥桑，栽桑、養蠶、養魚三者有機結合，形成桑、蠶、魚、泥互相依存、互相幫促進的良性循環，避免了洼地水澇之憋，收到了“十倍禾稼”的經濟效益，營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態環境，前一環節的廢物成為后一環節的營養（如蠶屎飼魚），減少了環境污染。
1、桑、蠶、魚、豬的連環性生產 種桑、養蠶和養魚三者之間的連環性生產體系，是珠江三角洲桑塘地區農業經營的主要特點之一。桑、蠶、魚連環性生產的起始，當在桑基魚塘興起之后，到了清末才發展成為比較完整的體系。據《高明縣志》（1894）載：“將洼地挖深，泥復四周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畜魚，桑葉飼蠶，蠶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又據陳啟沅《蠶桑譜》中的《蠶桑總論》載：“蠶食余剩之粟，可以養魚；蠶疴之屎，可以糞土。固可以培桑，并可以培禾蔬菜雜糧，無不適用”。利用桑葉飼蠶，蠶沙落塘作塘魚飼料，塘泥上基作桑肥，做到“基養塘，塘養基”的循環利用，互相促進。這一方法，不僅能把種桑、養蠶和養魚三者之間在生產上緊密地聯系起來，同時，任何一方都可以促進或影響它方的發展。這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地區生產獨具的特點之一。過去在桑塘地區流行著一句“蠶壯、魚肥、桑茂盛，塘肥、桑旺、繭結實”的諺語，充分說明桑、蠶、魚連環性生產互相間的密切關系。另外，珠江三角洲桑塘區的農家，除了飼蠶種桑養魚外，也有利用部分魚塘水面放養水浮蓮，作豬的飼料，結合養豬，既可利用豬屎肥桑地，又可以飼魚。使基塘的連環性生產更臻完善，農村里的勞動力更能發揮。這是“桑基魚塘”地區生產結合的方式[23]。
珠江三角洲的養蠶業同塘魚養殖業密切相結合，作為一種綜合的經營，兩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揚長補短，把桑、蠶、魚三者有機地循環聯系起來。基本上解決了桑的肥料和蠶、魚的飼料問題，不僅養蠶和養魚生產穩定，而且成本也大大降低。一般來說，用800斤蠶屎，再加上適量的青草飼料，便可育肥100斤魚。通常養蠶用桑一千斤，可得蠶屎殘渣500-600斤，每擔蠶屎可值二元以上，從而增加了蠶桑的總收入[24]。
2、桑基和魚塘的比例 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地區，最初是利用基來種植果樹，故相互間是沒有一定的比例。但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隨著蠶絲業的發展，原來種果樹的基地，逐漸改植桑樹，桑基和魚塘配合生產才有一定的比例。當時地基和魚塘的面積比例是“三比七”或“四比六”，即大部分采取“三基七水”或“四基六水”的配合形式。清末，人們根據桑葉、蠶沙和每畝塘魚產量所需要的飼料和塘泥的沉積量等關系，作出了更恰當的基塘比例。因長期受到雨水沖刷和年年戽泥上基的影響，以致塘面逐漸增大，基面日漸縮小，故后期的基塘有“六水四基”或“七水三基”的比例。有些因基面嚴重崩卸，基面成了又高又窄的所謂“瓦筒基”，造成水肥流失大，桑葉產量不高，不符合基塘的合理比例，塘魚產量也受到一定的影響。基塘面積的大小則是因應把地勢和擁有的土地面積而有差異。因此，在同一地區內，其基塘的大小亦有所不同，魚塘面積有七至八畝的，有十多二十畝的，也有四至五畝的[25]。
現在，在珠江三角洲蠶桑區（南海、順德、中山等地）的桑田形式一般都是桑基魚塘的形式，這種生產形式傳續至今。除了地理上的原因之外，在經營上也是合理的。據一位參觀過珠江三角洲某地桑基魚塘的外國學者說：“基塘是一個很獨特的水陸資源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態系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這種耕作制度可以容納大量的勞動力，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世界各國同類型的低洼地區也可以這樣做”，并主動提出資助經費進行研究。可見，獨具珠江三角洲農業特色的桑基魚塘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注釋：
[1]、[2]、[3]、[4]、[9]、[14]、[23]、[25]《珠江三角洲農業志》，四。
[5]《南海縣志》1835年版。
[6]明嘉靖 黃佐《粵會賦》。
[7]《廣東通志》1713年版。
[8]《佛山紗綢行業史》。
[10]、[11]、[16]、[14]、[17]《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三。
[18]《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四）下 第371頁。
[12]《桑園圍志》1817年版。
[13]《廣東史志》2000年第3期 第33、34頁。
[19]《農業歷史論集》第146頁。
[20]、[22] [清]陳啟沅《蠶桑譜·三造宜忌篇》。
[24]《蠶桑譜專輯》第2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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