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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正也，校對，即按原稿核對抄件或付印樣張，訂正偏差消除差錯之義。古人稱校對為“校讎”。讎者，仇也。視書籍中的錯訛為寇仇，可見糾正錯訛決心之一斑。報紙校對工作是報紙出版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編輯工作的延伸和補充，是保證報紙質量的重要一環。
校對是一種特殊的行業。它不僅需要知識，而且需要專門的職業訓練，在我國古代，不是學富五車者，不敢問津校對這一行當。韓愈有詩寫道：“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可見“校讎”和“文華”有著內在的聯系。從劉向父子到“乾嘉學派”凡能以“校”名世者，都和學問二字分不開。中國新文學的旗手魯迅先生，無論是自己寫作，還是幫刊物編稿，都非常重視校對工作。他曾在一則書刊廣告中寫道：“虛心紹介誠實譯作，重金禮聘校對老手，寧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
隨著時代的進步，各行各業對自己從業人員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校對人員若要跟上時代的步伐，適應報紙宣傳的需要，就要有廣博的知識。
校對有“死校”和“活校”之分。所謂“死校”就是機械死板地改正幾個明顯的錯別字及標點符號等，這是應付差事的消極的校對。“活校”內容就多了，包括版面、圖片、文章的布局、遣詞造句、標點等等。校對人員不但要糾正打印的錯誤，還要敏感地辨別和正確判斷出原稿的錯誤，改正原稿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認為校對工作單純是為了改幾個明顯的錯別字及標點符號，那就理解得太狹窄了。
校對工作，天生就是件極嚴謹、極細致、認真的工作，不容許有一點粗心大意。據沈括《夢溪筆談·卷25》載：“宋仁宗朝有位顯宦宋綬，是著名藏書家，家藏書萬余卷，親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謬。’”我們可從中體味出要做好校對工作是需要付出何等艱辛，需要養成一種何等嚴謹、細致、認真的作風！
1997年某日的《雜文報》上出現了一個別字，鬧了一個罕見的笑話。當日報紙的“本期美編”錯為“本期美騙”，一不小心，編輯變成了“騙子”，玩笑開到自己頭上。俗話說，一個字能殺人能救人，決非危言聳聽，一字之差就出政治問題甚至人命的例子非常多。1939年，英國駐華大使詹森因公從重慶飛成都。當時成都官辦的《新新新聞》刊出這條消息時，赫然的二號宋體標題竟是“英詹森大便昨日抵蓉”，將“使”字誤成了“便”字。詹森的隨員看到自己的長官被貶到如此地步后十分惱火，持報向成都市長提出抗議，市長只好連忙賠禮道歉，并諭示“懲治”。1948年濟南發生過王笠汀“為‘(國)’捐軀”一事：王笠汀系官辦(國民黨)《山東新報》主編，1948年元月某日該報第一版頭條新聞是王笠汀所撰，大標題是《魯省國軍蠢動無地》。見報后，輿論大嘩，氣得省主席王耀武拍案大罵，聲稱“嚴究”。再經細查，并非排校之誤，實乃王笠汀將“共”字誤寫為“國”字。王在驚怖中引咎辭職，不久服毒自殺。故有挽聯云：“為‘(國)’捐軀，同聲一哭……”假如當時王寫正確了，假如校對人員發現后不只是忠實于原稿，而是通知王笠汀并改正之，王怎么也不至于送命。
校對工作“枯燥單調”，大部分校對工作需要在夜間進行。校對人員晨昏顛倒，生活規律失調，總是默默無聞地為他人做嫁衣裳。每天面對同樣的工作，對著一篇稿子一遍一遍地反復核對。而出現見報差錯，首先被責問的是校對人員。因此領導要關心他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采取具體措施去營造一種平等、和諧的工作氛圍，充分調動校對人員的積極性，使校對人員不單單是“對原稿負責”，充分發揮校對人員的主觀能動性，為校對工作打好堅實的基礎。為提高校對人員的工作能力，有條件時可分期、分批送校對人員去有關學校進修，在理論上充實他們的頭腦。從事校對工作的時間越長，積累的經驗就越多，出差錯的機會就越少。培養一批專業理論水平高、相對穩定的校對隊伍是搞好校對工作，提高報紙質量的可靠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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