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高明的校對，不止于校出錯字，還能校出作者錯漏、謬誤的地方。乾嘉學派，做的就是這種“校對”工夫。不過他們主要是考勘古籍的謬誤，對像是古人不是今人而已。在古代，校對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例如《明史》的首席校對陳大受，不但是有學問的“經筵講官”，且是現任的吏部右侍郎，吏部掌“銓敘”之政，其地位約略相當于今日的內政部副部長。歷朝修史的校對，在完成任務之后，也大都得到升級加薪（官俸）。
　　《大公報》退休老校對程鶴籌去世時，我曾替報館撰一挽聯云：
　　　　校勘校讎，卅載辛勤悲化鶴；
　　　　對人對事，一生正直失添籌。

　　聯中嵌入程君的名字和職位。談不上好，但卻是寫實之作。程君為人篤實，淡泊自持，同事都是很敬重他的。
　　“校勘”，“校讎”都是校對工作的別稱。“校勘”者，同一書籍，用不同版本和有關資料與原文相互校對，比勘其文字篇章的異同，以訂正錯誤也。這樣的校對工作，已經是有“審閱”的味道，不限于逐字校對原稿了。校對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勝任的。“校讎”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校讎”的工作方法，現在也還是常用的。一個人讀原稿，一個人改訂出來的“小樣”，就是校讎方法。這種方法必須聚精會神，手眼耳并用，否則稍一疏神，聽錯讀音，便會出錯。校對工作的辛勞可知。
　　在談了校對工作的重要之后，也說一些有關校對的笑話吧。“笑話”的產生不一定是由于校對的水平低，多半是忙中有錯的關系。說些笑話，得個“趣”字，請從事校對工作的仁兄仁姐包涵則個。
　　解放前內地的報紙，“中共”，“中央”兩字常常出錯。有一次某報把“中共不得民心，錯成“中央不得民心”，又有某報把“中共潰敗”錯成“中央潰敗”，結果報館險遭封閉，幾經講情，方始炒了編輯和校對的魷魚算數。
　　有一種錯是屬于編輯的錯誤而校對沒有看出，弄成笑話的。某報副刊編輯頗有文名，某次，他所編的副刊中有篇文章談到一首近人寫的《鷓鴣天》詞，《鷓鴣天》共８句，５５字，除了第五句是６個字（句子的構造形式是前后３個字分開來讀，如：尋好夢，夢難成。）外，其他都是７字一句。這位編者大概比較少接觸舊詩詞，加以編者按曰：“此處疑少一字”。
　　又一位更有文名的作者，在介紹某一位女作家的文中用了“艷幟高張”四字，被人在報上嘲諷。不過該作者的原文我沒看過，也可能是他有意嘲諷那位女作家，而嘲諷他的人卻沒看出來的。
　　有一種錯是錯得“似通非通”的，例如有篇文章，說清代的某種政制是沿用明代的，報上刊出時，把原文的“清仍明舊”錯成“清明仍舊”。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敦誠，見于報刊的文字，也有錯成“郭敏、郭誠”的，原因可能是校對因為“敦”字不像“姓”，百家姓就沒有姓敦的，就自作聰明改了。其實敦敏、敦誠是滿洲人，而且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六世孫呢。
　　內地報刊校對比較少錯，但偶爾也會出現莫名其妙的錯誤。例如有一本《香港作家散文選》，其中一篇《元宵雜談》，就把朱淑真的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錯成“去年元宵時，花市燈如畫”。又把辛棄疾的“笑語盈盈暗香去”錯成“笑話盈盈暗香去”。這可真是鬧了笑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