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學林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雷群明曾寫過一篇《印在別人書上的名字》，動情地表示“編輯工作是天底下最好的職業”。

　　他持論的理由有三條：第一、文章的不朽靠流傳，流傳必須靠出版，出版必須靠編輯。第二、編輯“工作就是讀書，讀書就是工作”，這個特點是其他職業所不具備的。第三、編輯以書稿和出版物為紐帶，一頭連著作者，一頭連著讀者，與各式各樣的人物打交道，酸甜苦辣，甘苦倍嘗，也是其他行業所沒有的。

　　雷群明所談的是出版社圖書編輯，新聞媒體的編輯也可作如是觀。作為編輯，要學會以“天底下最好的職業”來激勵自己，對自己的職業有個清醒定位：不因別人高看一眼而忘乎所以，也不因別人輕看一分而煩惱無盡。就編輯與作者的關系而言，我們不妨看看來自民間的三個比喻———

　　助產士

　　作者撰寫新聞稿件、制作新聞產品，就像懷胎的孕婦生孩子一樣。如果沒有編輯的幫助，“孩子”（也就是新聞作品）“早產”、“流產”、“難產”甚至“胎死腹中”的可能都有。

　　很多人還記得因重走長征路而出名的記者羅開富。從1984年10月16日到1985年10月19日，他沿當年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原路徒步采訪，歷時368個日夜，寫下300多篇新聞稿件。在重走長征路結束時，日本《朝日新聞》刊登了加藤千洋現場采寫的消息：彪炳史冊的中國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路，第一次被一位中國記者用一年時間征服了，這位記者就是經濟日報的羅君，他是一年時間內走路最多、發稿最多的記者。

　　姑且不管羅開富在300多篇新聞稿件的發稿過程中有關編輯怎樣幫助，怎樣擬定和調整選題，怎樣潤色稿件，單說這一設想付諸行動前，經濟日報新任總編輯安崗提出的要求，就足以看出編輯對作者的“助產”作用究竟有多大。當時，總編輯安崗（總編輯也是編輯）為這次采訪規定了“六個必須”：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須是徒步，決不弄虛作假；必須按長征的同一時間行進，即在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從江西出發，到1935年10月19日走到陜北吳起鎮，在這同一時間里完成徒步采訪；即使山下或山間有了公路，也必須走紅軍走過的原路；必須每天寫一篇報道保證見報；不論遇到什么困難，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必須在第二年10月19日走到吳起鎮；在中央紅軍因戰事休整的路段，必須設法徒步采訪二、四方面軍的路線并報道好。

　　如果沒有編輯在后方的大力協同和全力支持，羅開富的毅力和創新很可能會中途夭折。具體的新聞策劃是如此，每篇新聞作品從發往編輯部到在媒體上刊登、播發出來的過程也是如此。編輯是名副其實的助產士，常常幸福著作者的幸福，痛苦著作者的痛苦，為新聞作品的誕生而傾注了全部心血。

　　批評家

　　一般說來，編輯作為作者新聞作品的第一讀者，會向作者挑刺，指出作品種種不足，并提出具體修改意見。把編輯比為批評家，十分恰當。

　　當然，批評家對于所批評的對象只要發表完意見，就盡到了責任，完成了任務，而編輯在批評完作者的稿件之后，工作還只是剛剛開始。他要盡自己所能說服作者盡快接受自己的意見，并指點作者如何把作品修改得更好。

　　批評不僅僅是“挑毛病”，還包括對正確做法和好的傾向及時肯定。香港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兼首席評論員阮次山曾經回憶說，當他從臺灣報紙辭職并接受邀請加盟鳳凰衛視，是鳳凰衛視的老板劉長樂及時給了他指點。劉長樂看節目看得很細，他對阮次山說，在節目里講民進黨人嘴巴比腦筋快，給他印象很深。劉長樂還坦誠相告，阮次山說陳水扁對兩岸關系有“二奶”、“姨太太”心態，這也讓他感觸很深。這種及時肯定讓阮次山領悟到，電視不同于報紙，同一篇新聞報道可以反復看，受眾在看電視的時候可能在打麻將、在聊天，電視新聞評論不能長篇大論。

　　盡管這是以電視臺老板的身份與專欄主持人交換意見，但這種寬泛意義上的批評交流與編輯對作者的批評交流是一樣的。一句話，編輯作為批評家給作者指出問題和肯定成績，都有導向和示范意義。

　　小花匠

　　鄒韜奮曾經把編輯比喻為“小花匠”，想來也很貼切。1929年12月，《生活》周刊由四開小報改為十六開小冊子形式出版，鄒韜奮寫了一篇《辛酸的回憶》，其中把刊物比作由刊物創辦人、同事、作者、讀者“這四方面所發出的甘露而灌溉成的一朵一朵的鮮花”，而把自己比作花園中的小花匠：“他在這里面做個小小花匠，覺得他的個性還算比較的近些，覺得還有興趣，所以愿以全副精神竭盡綿薄；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長途中，尋得一花一蕊，貢獻給諸君；倘若諸君覺得在有些趣味的材料中，隨處得一點安慰，得一點愉快，得一點同情，得一點鼓勵，便是他暗中在精神上所感到的無限的愉快�！�

　　編輯就是“花匠”的比喻，給人許多美好的遐想。是啊，編輯是批評家，但絕不能全是批評，更不能在作者起步階段就挫傷他的銳氣。編輯更要善于做一個辛勤的花匠和園丁，讓作者們的作品之花健康成長，讓作者本人也能健康成長。

　　編輯手里一支筆有時就像一把斧，有人甚至稱編輯為“砍匠”。高明、負責的編輯確實會砍，砍得精巧，不但本意不變，反而既短又精，讀來明快。新華社許多好稿就傾注了高級編輯李耐因的智慧和心血，1979年6月8日播發的《一位基層干部稱贊三中全會有十個好》，是他幫助兩位記者從十分豐富的材料中“截取”出來的；同年7月25日播發的《黨組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僅500多字，是他從五六千字的長篇通訊中“拎”出來的。李耐因“擰干水分不傷根”的做法和“錦上添花”的功夫，給人以許多啟示，也給那些胡編亂砍、弄得作者稿件“傷筋動骨”的編輯以深刻警示。

　　關于編輯的比喻還有很多，像“伯樂”、“小卒子”、“作嫁者”等，都是在說編輯一定要具有不計個人得失、善于成人之美的職業道德和高超的業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