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市美協的委托，理論委員會成立后一直想搞些活動，活躍學術，推動創作。在舉辦大型研討會前，先開個小型的會。開個什么會呢？不久前，我接到一個畢業生的電話，讓我講講網絡與美術的關系。這是個很有啟示的提問。人們常把新的世紀稱為網絡化的時代，其實，21世紀不僅有信息資訊的網絡化，還有科技創新的神奇化，以及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這些新的變化，都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包括藝術思維方式，對美術家而言，充滿了希望與機遇，也不是沒有困惑與挑戰。很多過去考慮過的問題，又重新提到日程上來。比如怎么看藝術與科技的關系、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反映物質生活提升與體現人文關懷深入的關系，藝術創造與受眾參與的關系，藝術觀念與藝術形態的關系，美術的存在方式與其特有功能的關系，藝術個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等等，也包括了人們談得最多的全球與本土化的兩種文化潮流的關系。我們在籌備這個小會的過程中一致認為，不管有多少值得思索的新問題，在20世紀曾不斷出現的中國美術中的中與西的問題，仍將是一個重要問題。20世紀的歷史表明，人們所說的文化，有兩個層面，一是針對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而言，這是舉世環球有共同規律的。另一是因地域民族種種因素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色，這是不必強求一律的。而且多元化單一更符合藝術文化的法則。我們怎樣在21世紀中處理好這兩個層面的關系，怎樣站在新時代的制高點上看傳統的現代化，看西方文化的中國詮釋。我個人仍覺得適于變古為今，化西為中。換言之，亦即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經驗仍將有指導意義，我也相信李可染先生所說的“東方既白”。但聽說也有不同的看法或細節上的其它見解。因此，我們商量先討論這個問題。問題雖大，但可結合具體實際討論。我們盡可能邀了各方面的同行，但是其中有的外出了，有的有要務，未能來。希望來的諸位踴躍發言。
傅家寶（北京市美協秘書長）：
市美協成立20多年來，相繼成立了油畫藝委會、中國畫藝委會，后來又成立了漫畫藝委會。多年來，我們一直想到理論問題，也一直想成立理論委員會，但一直沒有能夠實現。今年實現了愿望，成立了北京美協理論委員會，其目的一方面是把理論家集中起來，經常討論研究一些問題；另一方面是將理論家經常討論研究的一些問題發表出來，同時開闊畫家們的視野，在理論上給予他們指導，這對美術界的發展有推動作用。
李樹聲（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中西問題”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百年，西方的藝術傳到東方來，影響了東方的美術，這是歷史的必然。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生活在東方只談論東方的美術，這已經不可能，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歷史階段。
過去我們看“西”和“中”的關系都是“新”與“舊”的關系，凡是新的都是西方的藝術，所謂舊的都是中國傳統的美術，把自己當成落后的。在本世紀末我們看待“西”和“中”這個問題，多少帶有民族自卑感。現實中許多人將自己的藝術往西方靠，認為這是新的、現代的。這很危險。更危險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圖利用他們的價值觀，影響中國的藝術，達到全盤西化，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認為經過百年的實踐，我們不應該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別是文化藝術，如果你沒有自己民族的傳統，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們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東方美術的輝煌。
劉龍庭（中國美術出版總社編審）：
中國美術界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團體，來引導美術界的健康發展。現在的美術界，包括美術理論界，是一種渙散狀態。美術理論界包括期刊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少了，含有導向作用的文章少了。不管文章長短，我認為應該有一些指導性的東西，當然不包括領導講話之類。美術界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各行其是”。這種狀況主要是對理論界重視不夠造成的。美術界的繁榮應該是產生大師的時代。現在稱大師的人多了，這些大師都要加引號。社會有它的時代潮流，這個潮流來到之后，力量很大，有人將“八五思潮”叫“八五西潮”。不過現在沉靜許多，那種詐詐呼呼、招搖的人少了。美術理論界應該自己管好自己，要達成一個統一的共識，這種共識要起到導向作用。大家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是不行的。
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為什么西方的東西都是現代的？我們的東西都是傳統的？西方的東西都是好的？我們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嗎？對于這些問題，美術理論界都沒有進行很好地思辯。
中西問題，過去還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在“中學為體”已經很淡漠，這樣的狀態的確讓人悲嘆。
程大利（中國美術出版總社副董事長）：
中西方美術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首先是認識的問題。“中國一百年的美術是泊來的歷史”，我認為有道理。我們一百年的美術的歷史，是走向衰落的歷史。這是事實。因為這一百年，出現的大師少了。在這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美術出現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是樹與果的關系。西方在這百年中也在變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嘆他們傳統的喪失，但是好像沒什么用。我們談到全球一體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來論？文化為什么要與西方溝通？為什么西方沒有談到與我們溝通？文化為什么非要走出國門？植根于五千年的歷史本來就是世界的一個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這是我的困惑。當下老百姓的審美傾向趨于后殖民主義心態。還有個問題我們對傳統的研究還不夠，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對傳統的精神和靈魂的研究還不夠。傳統的精神是什么，我認為我們對傳統的文化研究的層面是很低的。關于中國畫傳統筆墨的討論，在我看來沒有最根本的意義。怎么樣弘揚傳統的精神？怎么樣詮釋傳統的精神？現在西方人瞧不起我們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繼承傳統上，比前人技術的確低下，另一方面追隨西方藝術，視人家而臨摹。近20年，我們對現代西方藝術的整個演繹，從積極方面來講，我們重新研究西方；從消極方面來講，這種表面的淺層次的研究對中國的藝術發展并沒有起到好的作用。傳統精神的缺失，藝術標準的缺失，藝術本體精神的缺失，以及輿論的誤導，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顧森（中國藝術研究院比較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歷史上真正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漢代，此后魏晉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徹底打破了當時的文化結構；一次就是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這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強行推行。這里我們不談政治，僅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時也讓我們看出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在退移，你說中國民族傳統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難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國畫產生不了大師，是整個國學產生不了大師。實際上，在不同文明的對話中，西方把中國文明看得很重，始終將中國文化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是我們自己不重視自己。我覺得我們搞理論的應該在民族傳統上下功夫。另外，我們對古典文化的整理顯得很不夠。包括畫家，有很多人很少臨摹過古代畫家的畫，所以他們顯得離古代遠而離現代比較近。這些只不過是我提出來的現象，作為拋磚引玉。
單國強（北京市美術理論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館宮廷部主任）：
中國和西方的學術研究都有西化的傾向，這對西方人無所謂，但中國人自己有西化的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現在是有意識地抵制中國文化，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實，也是我自己的經驗體會。另外是研究方法的問題。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值得注意，此外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不夠。為什么中國和西方的融合沒有成功的典范，我認為與學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認識論的科學性有關。中國和西方對中國畫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時我們還要承認我們在中國畫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學的地方。對西畫的研究也是這樣。中國和西方文化融合的問題，要相互學習了解，取長補短。在研究方法上，達到共識，這樣才會增加合作的可能。
劉驍純（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和西方文化沖突的問題，我覺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東方民族主義，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很多問題要深入研究，認真對待，不同領域要不同對待。籠統地說是一回事，具體地說又是一回事。20世紀東方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時期。在21世紀，我認為東方文化慢慢地會建立自己的新系統。總體上說，一方面我們要變古為今，另一方面我們要變洋為中。我認為變洋為中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處于弱勢，在強勢文化面前，當然要學習，要放開眼界，大膽地吸納西方文化，逐漸融入它們。這是通過對話才能解決的問題，只有對話才會有危機感，才會有發奮，發奮之后才會融入，才會有自己的東西。我認為21世紀我們會建立自己的“話語”，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中國威脅論，不是中國要稱王稱霸，而是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力，也應當有自己的“話語”權力。
杭間（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理論系主任）：
我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重要。我們考慮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很多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觀念方面的問題。中國學者包括我自己，從民族自尊心考慮，很難承認文化有優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這樣將有助于文化的發展。從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夠說明問題。“五四”運動前后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觀的。當時中國學者已經承認自己民族文化有優劣可比性。
傳統與現代的文化關系問題，離不開中西政治的關系。學術圈里經常討論的問題是近百年來，哪種力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破壞最大？近百年來，中西的關系問題，已經談了很多年。如果離開社會政治文化，我們純粹從美術方面來談，可能每個人都會有道理。關于中西的關系問題，“五四”運動討論的范圍最廣，所以談到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一定要聯系“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精神問題。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反省，沒有得到解決。“五四”精神被中斷，導致中西的關系問題處在一種不正常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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