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發展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有規范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本質上就是一套規范體系，說白了，就是一套游戲規則。沒有這套規范體系，科學就不成其為科學。科學實驗是科學認識的基礎，沒有科學實驗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實驗研究確實為兒童發展心理學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眾多的理論，從而也為學前教育提供了依據。近年來，發展心理學家對傳統的研究方法作了創造性的改進，使研究對象有所擴大，研究內容有所拓展，從而對早期教育產生了更加豐富的實用價值。最典型的是發展心理學家一改以語言反應為指標的傳統，采用注視時間、生理反應指標等研究方法，把實驗研究從幼兒推伸到早期嬰兒身上，擴大了兒童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范圍，使我們對嬰兒甚至新生兒的心理能力有所認識。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沒有“托幼一體化”的教育主張。

　　此外，精巧的實驗研究也為傳統的發展心理學理論注入活力。如新皮亞杰學派用實驗法補充了皮亞杰臨床法的簡略，使理論體系的實驗支柱更加可*。為了克服認知心理學面臨的理論和技術的挑戰，有些認知心理學家甚至主張把認知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相結合，以便形成一種新的學科分支，達到相互扶持、共生共榮的目的。

　　實驗法對心理學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我們知道，任何理論都力圖對可能世界作出結構描述，理論作為描述真實世界的結構，需要經受指稱性的檢驗。這種檢驗只能通過實驗來完成。每一個實驗結果所得到的特稱判斷，為理論提供事實，提供補充，提供確證。科學實驗融合了理性思維與感性認識的特點。它既是衡量已有知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又是產生新理論的基礎。從一般意義上講，理論必須服從實驗，無論是背景理論還是待驗理論，概莫能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成果的積累，實驗研究的規范性漸漸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個實驗研究都只能孤立地、靜止地、人為地進行，因而它的適用范圍是狹小的，研究對象是有限的，數據資料是零散的，反映水平是膚淺的，與真實的人的心理相去甚遠。尤其可悲的是實驗研究越豐富，人的整體被分割得越細小越零散，我們就越不明白人的心理是什么。也就是說，實驗性越強，反映性就越差。而反映性越差，價值性就越低，興趣性更是蕩然無存。問題更嚴重的是實驗法從方法論上支持了原子說、機械論和還原論，在認識論水平上造成眾多的負面影響。于是，不少人對實驗法產生懷疑。人們開始以更開放的心態對待研究方法，最典型的是把質的研究引入心理學。在學前教育中，不少研究者還大量使用個案法、行動研究法等。我們知道，質和量是一對哲學范疇,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在研究中，純粹的定性與定量方法是不存在的。無論是哪一種研究方法，都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都必須有事實與邏輯這兩條腿。質的研究和量的研究都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都應該是實證的。這是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的要求。“無論是哪一個時代的科學的價值目標或價值標準都不能離開客觀性這個最根本的價值標準，而且必須以客觀性或客觀性程度（廣度和深度）為準繩。”〔1〕

　　有人認為，教育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不可能甚至不應該進行量化的研究。其實，量的研究的精髓就是研究者對被試施加影響，尋求影響與變化之間的關系。教育本身不就是這么一種過程嗎？如果我們把自己找不到變量、提不出假設歸罪于實證研究，難道不感到有失公允嗎？我注意到一些科研論文缺乏科研的規范，研究無假設，卻美其名曰“白描”；取樣范圍狹小，數據不充分，就冠以“質的研究”；論文無結構，卻號稱后現代；甚至有些博士學位論文寫成讀書筆記，有文采的更是寫成“博士散文”。這樣的論文并沒有為學科提供新知識，對學前教育也沒有提供新指導，它的學術價值就很有限。我們應該樹立科研的規范意識，在科學哲學層面上充分認識科研規范的意義。有些學者近來熱衷于現象的解釋，按自己的臆想來解釋兒童的行為。這對理解兒童和認識兒童毫無價值。據說解釋學的理論根據是后現代主義，其實這是對后現代主義隨心所欲的曲解。這種解釋既缺乏科學精神又缺乏負責態度，此風一旦在學前教育界蔓延開來，是多么可怕！

　　我們知道，對現行科學體系，包括研究方法的抨擊，是后現代主義在科學領域中的一大目標。后現代主義否認傳統科學方法論所設定的目標，認為這個目標是無法實現的。世界上不存在一種普適的思想和中性的規則，科學方法論總是與某種理論相關的。客觀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后現代主義的心理學家們竭力主張將傳統的注重歸納推理和實驗研究的方法轉向注重語義分析和協商對話，終結實證的主導地位，采用多元化研究方法，使心理學研究向價值負荷和人性復歸而努力，促進心理學理論向多元的、去中心的、有情感的、重意向的、重社會關系的、本土的方向前進。①所有這些觀點無疑是革命性的。它充滿著反傳統、反權威、反主流、反因果決定、反科學主義的豪情。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后現代主義的心理學目前還沒有解決方法論的問題，我們只能承認它是理念上的一大進步。但沉浸于后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科學發展和社會實踐活動,包括對幼兒教育的發展是有害的。

　　后現代主義的解構主義應該是對結構主義局限性的解構，而不是對結構的摧毀。對科研局限性的克服，是要在更大范圍的研究中堅持客觀性原則和靈活運用客觀性方法，而不是要放棄客觀性原則。科學研究是人的認識活動，它確實離不開人的主觀世界。但人類對客觀存在的認識只能是主觀與客觀的永無休止的磨合，而不是退縮到主觀世界中去探究客觀存在。簡單地去主觀臆斷，熱衷于把一些對個別現象的解釋歸之于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動因，且這個動因并不能給出更一般的解釋，這不是科學解釋，而是偽解釋，因為它缺乏可檢驗性。在科學上，原則上的可檢驗性是科學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認識世界是人類本身的需要。這個需要可以通過科學、藝術、宗教等方式來滿足。用規范來認識世界就是科學，用體驗來反映世界就是藝術，用信仰來規范行為則是宗教。無論是量的研究還是質的研究，都應該是有事實的，是可證實的。或者說，應該是經驗的，而不是體驗的甚至是信仰的。把科研活動退化為充滿個人體驗的精神遨游和完全封閉的自我表現，是科研的藩籬，于理論、于實踐斷無益處。套用一句流行用語：發展是硬道理，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時至今日，在兒童發展心理學中，實驗法與其他方法的綜合運用，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主流的方法依然是實驗法。即便是研究兒童對他人的意圖、信念和動機之類的內部心理過程理解的心理理論，也離不開實驗法。

　　就實證研究本身而言，它也在不斷改進之中。例如，人們開始從傳統的研究思路中跳出來，不再熱衷于把研究結果推廣到更廣的領域，而是更加注意單一的法則，更加注意生態、社會環境、人際交往對發展的效應。同時，研究內容也從外部行為推進到內心世界，研究兒童的心理理論。所有這些進步都體現了人類為追求認識的客觀性作出的不懈努力。

　　我想，對于我國發展心理學的研究現狀而言，問題不在于實驗太多了，實證過頭了（實際是此類研究還遠遠不夠），而是在于我們的研究者重科學事實的收集和規律的發現，輕理論的構建，缺乏理論建設的功夫，沒有將研究成果及時歸納成相應的理論體系。殊不知，科學理論比科學規律具有更強大的解釋功能、預測功能和生題功能。在我們的心理學領域中，理論研究和理論建設確實太薄弱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復雜的。比如，述而不作的文化傳統，理性思維規則不清，理論興趣不足，批判性疲軟，創造性缺乏，等等。這種現象在早期教育范圍內也普遍存在。在早期教育中，尤其是在幼兒園教育中存在著強烈的跟風現象，表現為蝴蝶效應突出。究其根源，主要是缺乏理論分析和懷疑精神。其實，理論并不是高深莫測的。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總是在特定的理論指導下提出研究假設，總是在理論指導下對觀察材料或實驗數據進行分類和評價，總是在用研究成果對理論進行補充或修正，因此提出一個微型理論是完全可能的。美國心理學家吉布森夫婦的知覺學習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與其他心理學大師及其理論相比，吉布森理論不是那種氣貫長虹的駭世之作。她的研究領域就限定在知覺學習和發展中，在這個領域中，她唯一的研究原則就是通過一個又一個有分類的實驗為理論添磚加瓦。雖然她還沒有做到讓自己的理論預見從所有的實驗中得到證實，也沒有使自己的理論對知覺這一心理現象作出總體的說明，但她在這一領域中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功不可沒。她對事業的堅定、專注，務實、勤奮、充滿智慧又不失幽默的精神，給每一個從事兒童心理學和兒童教育工作的人留下了富有啟迪的影響。平心而論，吉布森的知覺學習理論盡管在知覺發展研究領域中是眾所周知的，但并不支配著這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取向。在我們看來，這正是她的可貴之處。科學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沖破舊體系、舊思路的過程。一個對某一領域有影響但并不壟斷的理論，才是推動這一領域發展的內在力量。吉布森及她的同事們的基本課題是年幼嬰兒能發現什么和注意什么，用實證科學的態度精心地收集兒童知覺發展的資料，這對于兒童心理發展的研究和教育實踐是極其重要的。她的理論不僅使我們充分地認識兒童知覺發展的規律， 也促使我們認真地思考在學前兒童教育與特殊兒童教育中如何運用這些規律，發揮兒童的主體活動功能，切實提高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的質量。”〔2〕相比之下，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完全可能的。朱智賢先生在《兒童心理學》一書中提出的新需要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是兒童心理發展動力的假設，就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理論。有理論的實驗和有實驗的理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