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物技術與生物經濟
　　對生物技術的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為“對基因、細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動植物等生命體進行研究開發運用的技術”。就本文的生物技術研究（非農學意義，而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來說，對生物技術的一切研究都必定是建立在對生物技術如何具體運用于中國本土社會發展的研究之上的，是和中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生物經濟是生物技術順延而來的一個概念，2000年美國科學家Stan Davis和Christopher Mayer基于生物技術的迅疾發展及其影響，正式提出了“生物經濟”（Bio-economy）的概念，“它是以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開發與運用為基礎的，建立在生物科學技術產品和產業之上的經濟，它孕育于1953年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如果生物技術只是停留在實驗室階段，尚未能獨立地成為一種社會——經濟事業的話，也就沒有生物經濟這個概念了。所以，生物經濟這個概念是指生物技術與實驗室外的社會接壤后發生的經濟——社會事實。如果沒有產業化的運作，沒有它運作的動力與目的，生物技術本身并不能直接衍生出生物經濟。生物經濟必然是通過市場運作，到達最大范圍的受眾，才能成為一種現在被輿論預測“將替代信息經濟成為新經濟龍頭老大”的經濟形態的。就象資本的本質實現是獲得利潤，技術的本質實現就是獲得傳播運用一樣。就該關注什么樣的生物技術能夠被傳播運用，又是怎樣成為經濟因子的，亦即生物技術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和社會事業的運作的動力和目的。
　　實驗室里的生物技術，一個人可能一輩子也與此無干。要使技術與經濟生活連接的前提必須是，在一定范圍內為人所需要并要獲取，必須有一個共享的范圍，這個范圍較大，技術的（經濟）價值一般就較高。技術可以很個人，它是單向度的，它自身不能檢驗它的社會需求，而技術的經濟性則著重在共同群體間的服務，必須是普遍的認同需求與供給的共同利益的平衡，必須產生社會效果。生物技術的傳播與共享永遠只是一個不斷克服局限的努力，但局限是永遠存在的，先天的利益不公正已經包含其中。所以我們來研究生物技術，更重要的是研究它怎么逸出實驗室，飄落到社會經濟生活土壤中，結出生物經濟這朵花來的，而這朵花的粉與蜜又是為誰所擁有和采摘的。
2 生物技術的物質層面與社會層面（亦即事實層面與價值層面）
　　筆者認為，生物技術應該有兩個層面的屬性。
　　第一個層面，物質層面亦即事實層面。如前面提到的，生物技術研究的是基因等生物體，這是物質基礎和前提。但是它還不足以使生物技術“走出來”，進入市場運作成為生物經濟因子。生物技術其實是生物經濟的潛在形式，是它的質料。就象轉基因大米種出來就是為了進入市場賣掉，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賣掉了，有的也許是農民自己吃了，這時候它就不是生物經濟成分；決定轉基因大米進入市場的是米業制度、米市行情和機遇，當然前提是你必須是用轉基因大米種子種出來的大米。借用邏輯學老祖宗亞里斯多德的一對哲學范疇來說，質料只是潛能，從潛能轉化為現實存在，還需要目的因和動力因，質料和形式這一對范疇是被亞里斯多德用來解釋事物發生的原因的，形式本身可以劃分為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再加上質料因，便是亞氏著名的四因說，一切事物的發生離不開這四因。在他看來，作為潛能的質料從理論上講是在先的；但實際上，現實性是在先的，因為如果潛能在先的話，那么很可能一切的東西都可能存在，卻還沒有存在。就生物技術來說，它出不了實驗室，進入不了生產體系，沒有生產運作的目的和動力，就不會是生物經濟的因素。所以，生物技術的第一個層面的含義就是劃定了生物技術的質料，從定義的角度來說，就是規定了事物的屬性。形式邏輯的定義法也是亞里斯多德開創的：被定義項（種）=屬+種差。屬和種是事物的外延，種差是事物的內涵，屬的外延大于種的外延，一屬有多種，種與種的區別便是種差。如果我們把生物技術與生物經濟聯系起來看，那么生物技術的這一層面的屬性便不足以揭示出生物技術的種差，比如已能作為生物經濟因子和不能、尚未作為生物經濟因子的區別。我以為，生物技術的物質屬性只能是生物技術的屬概念，而不是種概念，更本質性的東西還沒有被揭露。這就涉及到生物技術概念的第二個層面的劃分。
　　第二個層面，社會層面（亦即價值層面）。生物技術必須具有社會——經濟價值，才能進入市場完成使命，所以生物經濟意義下的生物技術必然是社會性的存在。然而我們似乎一直不敢公開宣稱這一層面，因為我們害怕掉進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泥潭。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泛政治化的“左”傾傾向，十年動亂留下了慘痛記憶，連養只雞都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所以我們一直強調技術的物質層面，以為憑此可以保住技術再不受上層建筑的凌遲，但技術終究不是烏托邦了，終究要降落到社會大地上來。
　　在生物經濟概念下來看生物技術，就會重視價值觀視角的引入。作為生物經濟因子的生物技術與否的兩者之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有價值標準與衡量級別的，這個標準在一個共同的范圍內是有效的，尤其在技術的實用性、對經濟的促動性等方面；然而這種效應也是有邊界的，它受制于我們所處的社會，所以才有一個社會里的生物技術創造出來的生物經濟價值不同于另一個的社會的現象。那什么又是生物技術（經濟）價值呢？有人說，“是經濟效益、盈利能力，技術實力基礎，未來的發展前景、社會意義”，“它們的價值體現在高新技術性、巨額營利性、美好的不可預計的前景性”。顯然，與其說這些優點是生物技術價值性的本質體現，不如說是生物技術與社會上受眾的價值關系的表現。生物技術的價值說到底是一種價值觀，是我們人在說這種技術而非那種具有價值，任何價值都不是孤立懸置的存在，主客體之間任何一方的缺失都會導致價值的消失。價值不是事物的屬性，它是一種關系的體現。我們可以來分析轉基因大米有多少先進成分，宣布它有多少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但轉基因大米的價值對于愿意吃它的人和一個不愿吃它而愿花大價錢買“有機食品(organic food)”的人是不一樣的，價值和主體是不可分割的，這里就存在一個價值的有效性和邊界的問題。
3 生物技術價值的有效性及其邊界
　　由前述可知，生物技術價值是一種價值觀，但它不是個別的價值觀，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價值關系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生物科技及經濟行業是一種社會存在和社會事業。
　　在對價值關系的考察中，也許我們應該格外重視對于主體的考察，因為價值的本質體現在主體上。但這個主體并不是主、客觀相分離的形而上學兩分法的主體，而是一種能動的主體，是主、客觀相交融、相統一的主體，價值事實便是在主、客體價值關系運動的現實效果。
　　生物技術價值的主體當然是人，而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比之單個人，社會更應該成為生物技術價值的主體。就價值主體來說，小而言之為單個的人，大而言之為整個人類社會，這個譜系還能劃分出無數層面：國家、民族、地區、階級、集團、社區等等。站在不同的主體層面，就有不同的價值評判，價值評判的背后是利益原則：商業利益、政治利益，或者其他。不同的價值主體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團。在實際生活中，生物技術事業應該以國家和民族為價值主體，生物經濟價值就必須服從國家民族共享的價值觀念體系，并且生物經濟價值評價標準也應該以社會價值觀體系為邊界。因為不同的國家民族的社會體制、社會規范、文化不一樣，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也絕不會和另一個社會的完全一樣，生物經濟價值所立足的特定社會價值觀念體系就決定了其價值的標準及其有效性的邊界。
　　目前生物技術界是眾所注目的朝陽領域，被視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社會上對這個新生事物有贊揚也有疑慮。中國生物科技事業是伴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而發展起來的，改革的目標和歸屬是富民強國，“國”是社會主義中國，“民”是最廣大的中國人民，中國生物科技事業在根本上不得違背這個共同的利益原則，不得無視這個價值主體，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發展源泉和合法性所在。那么，中國生物科技事業發展取向和價值坐標是否就應該是，立足和造福于中國這個農民大國和最普通的百姓。當前，新一界政府對經濟建設利國利民的強調，對“和諧社會”的不懈追求，對“三農”問題前所未有的重視，都是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表征。今天的中國生物科技事業應該時刻往這一方向努力，以此樹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4 對“新型農業體系”理論的一點看法
　　談到生物技術、經濟，自然要聯系當前我國農業的實際。專門論述生物技術、生物經濟與中國農業發展的關系還少有研究。筆者在學習過程中，注意到有研究者提出建立“新型農業體系（New Agriculture System，NAS）”研究框架，他的學術目標是建立一個類似于“可持續發展”概念體系，以解讀生物經濟與中國農業發展的關系。
　　他強調要，以“非農”的體系外的思路和手段來解決“農”的體系內的問題。第一，新型農業體系理論新就新在它認為要以非農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其次，研究工業反哺農業、對農業補貼保護政策與措施。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即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中后期、后期推進，我國“三農”奉獻的階段應當基本結束，應該進入工農互補、城鄉共榮的發展階段，或者說進入以工補農的階段。第三，研究與新型農業體系相關的非農化問題與途徑。探討在非農化進程中縮小“舊農”的必然性與拓展“新農”的必要性關系，以及如何釋放農村勞動就業市場，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傳統非農領域——包括新的農業領域和非農業領域的政策措施與途徑。第四，研究新型農業體系的技術體系及其與常規農業技術體系的關系。即研究在利用常規農業技術的同時，如何利用生命科學與現代生物技術的最新成果來拓展農業新的領域。
　　作為一個新建構的理論，新型農業體系理論在“破”的意義上，這一理論已經做的比較充分完備；但在“立”的意義上，這一理論還尚待明確它的現實指向。生物技術、生物經濟與中國農業發展之間有著密切復雜的聯系，它決定了對任何技術的運用都必須和中國社會現狀相匹配而行。
參考文獻
1 鄧心安.生物經濟時代與新型農業體系[J].中國科技論壇，2002（2）
2 鄧心安，王世杰，姚慶筱等.農業易相發展理論與中國農業現代化[J].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02（6）
3 石元春.現代農業[J].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02（4）